捍衛恩典與自由的衛斯理

我最早認識約翰．衛斯理的故事與神學，是在我高二寒假的時候，學長L借了我一本奧爾森的《神學的故事》。¹

整本書讀完之後，我對於加爾文主義（Calvinism）和「預定論」（predestination）產生了一種難以釋懷的彆扭感。²因為從我早年接觸信仰開始，就是個不折不扣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始終相信人的選擇必須出於自由，上帝的愛才具備意義。對於有人居然相信，上帝的主權會以如此霸道、獨裁的方式來進行拯救，甚至在創世之初就命定某些人得永生、某些人受永刑，我實在難以接受。我心想，如果這就是那位「慈愛的上帝」，那這簡直是一種宇宙恐怖主義！

因此，在讀神學史時，我總是對於強調「神人合作說」（synergism）的亞米念主義（Arminianism）抱持著更大的好感，同時也感嘆歷史的不公，亞米念（Jacobus Arminius）本人最終被荷蘭改革宗逐出教會。³這件事，也成了我當時時常跟出身長老教會的學長L鬥嘴的話題。

而且即便是聖公會或浸信會，十七世紀在制定信條時，往往也是「大聲高喊預定論、小聲支持亞米念主義」，都深怕被對手貼上異端標籤。⁴綜觀歷史，唯有約翰．衛斯理是最高調反對預定論、堅定支持亞米念主義的改教家。⁵這份拒絕妥協的勇氣，讓我對他充滿了深深的敬佩。當時，我也在嘗試梳理自己的神學敘事，便在筆記中將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約翰．衛斯理與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分別視作十六世紀、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新教神學家的三大代表人物。

當然，我的神學思想並非停滯不前。到了大學之後，因為進一步認識了路德神學，我才轉為更加認同路德那種「奧祕式的預定論」，而非後來加爾文主義那種機械式的預定論（其實嚴格來說，加爾文本人也並非後來定義上的加爾文主義者）。⁶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是因為在過往的生命歷程中，我自己親身經驗到——上帝的愛有時確實是帶有強迫性、甚至是令人感到不願意的。然而，即便我認同這種近乎暴力的恩典，這仍不代表我能接受它的另一端，便是將人推向無盡受苦的命定詛咒。到了後來，我的神學品味進一步拓寬，變得更加偏向卡爾．巴特（Karl Barth）那種帶有「普救論」（universalism）色彩的預定論。⁷但即便我的神學軌跡經歷了這些擺盪，這一切也都絲毫不減我最初對約翰．衛斯理的敬意與好感。

城中教會中的大鬍子牧師

到了大二，我跟著「教會傳統小組」的學長彥軒，第一次踏進了衛理公會城中教會參與泰澤祈禱。彥軒告訴我，雖然台北有不少教會都有舉辦泰澤，但他最喜歡來這裡。原因無他——每次祈禱結束後，這裡的主任牧師龐君華牧師總會留下來和大家一起喝茶聊天。龐牧師本身也是在衛理宗內部致力推動恢復禮儀崇拜的推手，對於熱衷教會傳統的我們來說，簡直有著聊不完的話題。

走進城中教會，那是一座有著尖尖屋頂的建築。教堂裡點著蠟燭，溫暖的光影與反覆詠唱的泰澤歌聲在小小的空間裡迴盪，交織出一種特別肅穆且令人心安的神聖感。

祈禱會後，我第一次見到了龐牧師。他留著一臉宛如藝術家般優雅的大鬍子，親切地泡著茶，與我們這群年輕人圍坐在一起交流。帶著自高中以來對約翰．衛斯理的好奇，我便趁機詢問牧師：「衛理宗的傳統，究竟是怎麼看待亞米念主義和預定論的？」

這句話簡直就像是按下了某個神祕的開關，龐牧師瞬間打開了話匣子。他從幾百年前的神學與歷史脈絡開始，滔滔不絕地為我梳理衛斯理神學的精髓。我們越聊越起勁，直到教堂都準備關門了，他依然意猶未盡。臨走前，他特別留下了我的聯繫方式，之後還熱心地寄了 Email 給我，進一步推薦了一長串認識亞米念主義與衛斯理神學的必讀書單。

從那之後，我開始斷斷續續地到城中教會參加泰澤祈禱，每隔一兩個月就會找龐牧師「切磋」一番。當他得知我是台大歷史系的學生時，顯得特別高興。他說，他做學問時，特別喜歡傅斯年先生的那句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⁸他認為，歷史學本身正好貫徹了這樣一種嚴謹而求真的為學態度。因此，他跟我聊天時，不僅談神學，還特別喜歡引用錢穆先生說過什麼、余英時先生提過什麼——許多我在台大歷史系課堂上都還沒聽過的史學洞見，竟然是在一位衛理公會牧師的茶桌上聽到的。

台灣宗派教會的危機

在頭一兩年間，我與龐牧師的交流多半停留在公眾場合。當時只覺得他是一位非常願意和年輕人對話的長輩，尚未建立起更深刻的私人情誼。直到我大四那年的十一月，輔大舉辦了一場「宗教改革五百週年」的研討會。

龐牧師也是那場研討會的發表者之一，不過他的場次排在第二天。我和幾個朋友第一天就已經先去參加了，想到龐牧師先前曾經中風過、腿腳不太方便，第二天我便自告奮勇去校門口接他。他搭著計程車進到校園後繞了一圈，我便迎上前去。在細雨中，我幫他撐著傘，遇到樓梯時，他就一手撐著拐杖、一手扶著我的肩膀，我們就這樣慢慢地爬上樓。

這次的「身體接觸」讓我印象極為深刻。在城中教會那個他所熟悉的場域裡，他彷彿是一位全能的牧者，任何事情都能為我們指點迷津；但來到了外面的世界，我才猛然發現，原來一位牧者，也是需要人攙扶的。

那次研討會，他發表的論文探討的是台灣華語教會「小群化」的危機。⁹這恰好與我當時正在撰寫的學士論文——研究台灣福音派的歷史與發展——不謀而合。於是，那陣子我便跟他約了好幾次，到他的辦公室向他請益。後來我論文中的許多論點，其實都是從他那裡得來的啟發。每次見面，他總會泡好一壺茶，笑著說他腦海裡有很多想寫的東西，無奈沒有時間動筆，便大方地把他的洞見全都傾囊相授，並鼓勵我將它們寫出來。

他當時語重心長地指出，台灣教會現今最大的問題，在於「宗派教會」沒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這不僅讓召會、禮拜堂等小群教會進一步輕視基督教過去豐富的歷史傳統，而諸如校園團契、中華福音神學院等機構，也試圖用「福音派」這個看似跨宗派的標籤，實際上進行的卻是「去宗派化」、「去歷史脈絡化」的神學教育與傳道人訓練。這導致長老教會以外的各個宗派，逐漸失去了自身基本的傳統認同。等到靈恩風潮一興起，一堆教會就只能盲目跟風，照抄敬拜讚美與小組增長的模式。這些都是教會「沒有根」的表現，只能隨著各樣的流行隨風飄蕩。¹⁰

當龐牧師講這些話時，他心裡主要關懷的是神學教育與教會的門徒生活——若失去了宗派傳統與歷史意識，根本難以談及什麼神學厚度與信仰深度。然而，當時的我，心裡更關注的卻是「教會合一」的議題。

我原本出身於地方教會，對宗派本來就沒有什麼特殊的認同感，甚至一度覺得「宗派」是個負面標籤，代表著分裂。但當我真正渴望投身教會合一運動時，我才發覺：如果一個新教徒連「我是誰」、「我的神學立場是什麼」、「我的歷史脈絡從何而來」都只能含糊其詞，每每遇到分歧只會用一句「聖經就是這樣說的」來帶過，那根本不可能與其他教會展開任何具建設性的對話。只有對自我群體的主體性有所認識與肯定，才有辦法真正地與他者達成對話與聯合。

因著這樣的體悟，我逐漸被說服了——我確實需要投入、並委身於一個有歷史根基的「宗派教會」之中。

我該何去何從

除了神學認同的轉變，另一個迫在眉睫的現實是：打從高三起，我就領受了要成為傳道人的呼召。因此，我一直期待大學畢業後就能直接去讀神學院。但我心中始終有個猶豫——我到底是要成為一位牧者，還是一位學者？這兩者究竟能否兼容？

為此，我在大學期間四處奔走，詢問過許多神學界的學者與牧者。我找過華神的蔡麗珍院長、台神的陳尚仁院長、信神的陳冠賢牧師、古亭教會的陳思豪牧師、長老教會大專中心的張主憫牧師，以及台神的曾宗盛老師等人。每個人都給了我不同方向的思考建議。然而，當我向某些前輩隱晦地詢問到關於「我的身分」該如何在體制內自處時，卻很少有人能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

當時，曾有幾位老師和牧師勸我，不如就直接加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CT），等取得牧師資格之後再來想辦法。如果我未來打算就讀台神，這似乎是最穩妥、最順理成章的做法。但我深思熟慮後，卻對他們問出了一個聽起來有些滑稽的問題：「假設我其實沒有很認同長老教會，那我還能加入長老教會嗎？」他們理所當然地回答：「要加入長老教會，當然就要先認同長老教會啊！」

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形容那種矛盾感。若單論神學、政治與歷史信念，長老教會無疑是與我的意識形態最相近的。但我總覺得，當我實際參與長老教會的團契時，心底始終有一種「外人」的感覺；即使我在台師長青參與了整整一年，這種格格不入的感受依然未能消除。另一方面，縱使我對當代的「華語教會」有著百般的批判與失望，但我發覺自己對她，依然有著一種難以言說的深厚羈絆。

我原本也考慮過加入聖公會或信義會，但聽完他們的考牧制度與神學要求後，我仍感到有些猶豫。就在各方道路似乎都走不通，在理智與情感相互拉扯之下，最終，我想到了某種可能性：衛理公會。

領受聖靈的印記

大四那年，我交往了第一任男友S。因為他也正打算要換教會，我們便開始共同思考，未來的信仰之路該何去何從。由於我當時在原本的教會還有服事排程，於是便由他先到城中教會聚會。沒想到，他很快地就加入了詩班，和社青團契的人也打成了一片。他非常喜歡那裡，覺得那裡完全可以成為他屬靈的家。

有一次主日，我也跟著到城中教會聚會。會後，我和S一起找龐牧師泡茶聊天。S提到他之後準備要到美國工作，我也分享了自己未來想出國讀神學的計畫，龐牧師聽了，給予我們滿滿的祝福。接著，我們順勢向牧師提議：我們都有定期寫電子代禱信的習慣，不知道牧師是否願意收信、定期為我們禱告？我們心底其實更期盼的，是能邀請牧師成為我們的「屬靈父親」。牧師聽了爽快地答應，還興致勃勃地分享起他以前定期寫代禱信的經驗。

眼看我們已經給了許多明示暗示，牧師依舊沉浸在各種話題的興奮中，我心一橫，決定直接坦白：「牧師，我們現在正在交往。未來，我們也打算以這樣的關係繼續走下去。雖然我們不確定您對這類議題的詳細立場，但我們還是願意信任您，希望讓您知道這件事。」

聽完這段話，龐牧師大概愣了兩秒。接著，他不疾不徐地拿起茶壺，為我們斟滿了茶，說：「知道這件事情，完全不會改變我對你們的任何看法。你們未來想去做的事情，我也依舊十分支持。」

隨後，他沒有搬出任何經文，只是關心我們是怎麼認識的、怎麼探索自己性傾向的。他也和我們分享，國外教會針對這類議題已經有過哪些深刻的討論，並感嘆台灣教會界對此的反應確實仍十分遲鈍。聊到最後，他特別邀請我們，改天一起到西門町的港式茶樓去喝茶。

來到了茶樓，那裡就更像是龐牧師的主場了。他特別請我們飲茶，說是要謝謝我們願意信任他，把這件事告訴他。席間，他跟我們分享了一個在「同婚立法風波」期間，發生在衛理公會總會年議會裡的小插曲。

當時，有牧者在會中提案，要求立法規定：未來在為信徒施洗前，必須加上一個但書，要詢問受洗者「你是否接受一夫一妻是婚姻的唯一形式？」面對這個提案，當時身為牧職會長的龐牧師該怎麼回應呢？

他直接在會議上說：「很抱歉，因為我們衛理公會有『嬰兒洗禮』的傳統，我們不可能去問一個嬰兒這個問題。」

就這樣，這針對性的提案，直接宣告無效作廢。聽完這個故事，我們都驚嘆於龐牧師的智慧——原來，那些充滿張力的爭端，竟然可以透過對「宗派神學與傳統」的深刻認識，用如此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優雅化解。

因為感受到了龐牧師的接納與在城中的歸屬感，2017年的聖誕節，S率先加入了衛理公會；隔年的復活節，我也正式入會。龐牧師為我主持的入會禮，形式上與堅振禮（Confirmation）十分相似。¹¹我雙膝跪在祭壇前，牧師拿著油膏，莊重地在我的額頭上畫下十字，並且宣告：「以此記號，領受聖靈的恩膏。」

禮成之後，他送給了我一本聖經。牧師特別提到，因為知道我心裡一直惦記著「大公主義」，因此他打算送我一本「和合本修訂版聖經附次經」。¹²但因為那必須向香港聖經協會特別訂購，暫時缺貨，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平時準備講道時在用的聖經附次經，親筆題字後先送給了我，自己再去買一本新的。

後來到了九月，我飛到美國去找S，也順道參訪了波士頓神學院與當地的衛理公會。當時，我的會友證剛好核發下來，龐牧師擔心我在美國參訪時可能會需要用到，竟特別用國際包裹郵寄到了美國給我。當我拆開那封遠道而來的信件，看著會友證上，我的名字旁邊簽著龐牧師的名字時，那份跨越半個地球的溫暖，讓我深深動容。一位牧者對於各種微小細節的用心與看重，真的能讓會友感受到「家」的包容與溫度。

伯樂難遇

在美國參訪期間，我冷靜地評估了現實，意識到自己目前尚未具備在國外就讀道學碩士的經濟實力、語言能力與各項資本。這是一個風險太高的選項。而與此同時，我與S的感情也走到了盡頭，最終和平分開。

回到台灣後，經過了一番尋求，我仍決定報考長老教會的台灣神學院。得知這個決定後，龐牧師依舊給予我最大的支持。他甚至想辦法在總會那裡居中協調，幫我爭取以全額獎學金的方式就讀台神。當時，總會裡有些牧師提出質疑：「我們衛理公會自己就有衛神，為何還要補助神學生去讀台神？」然而，身兼衛神院牧的龐牧師，卻在會議中主張：台神扎實的學術訓練，與衛神側重的教牧諮商訓練有著不同之處；未來的衛理公會，將會需要各種不同領域的人才。在龐牧師這般毫無保留的力挺與背書下，我在台神與衛理公會的面試都進行得異常順利。

這段期間，教會界還發生了另一件大事——龐牧師被選為衛理公會的新任會督，並於2019年5月正式就任。在他的就任典禮上，我們「教會傳統小組」的成員幾乎全員到齊。大家笑得十分燦爛，城中教會的會友們也都洋溢著喜悅，我們這群年輕人更私下打趣著：「說不定教會傳統，真的有望在台灣教會界得到復興了！」

然而，唯有龐會督本人，在事前事後都表現得格外鎮靜。他私下告訴我們，他的身體狀況實在不好，原本再過兩三年就打算退休了，並沒有更進一步的想法。「但既然已經受到全教會的託付了，我似乎也沒有理由拒絕，也就只能承擔下這個沉重的負擔了。」

在我正式入學神學院之前，龐會督特別找我談話。他算了一下時間，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我讀道碩的這三年，差不多也就是他擔任會督的三年。他叮囑我不用太過掛心教會的事務，只要在神學院裡專心讀書。他會設法在總會幫我爭取資源，畢業後就先出來牧會，先早點按牧，之後再想辦法爭取出國唸書。他深知，要在體制內同時牧養與做學術並不容易，但他堅定地相信上帝會帶領。

聽著這番話，我內心百感交集。從小到大，誇我聰明的人不少，稱讚我有見識的人也不少；但卻很少有任何一個人，像龐會督這樣，時刻掛心著我的前途，並願意設法用他自己的信譽來為我作擔保。他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後來，我在讀神學院的這段期間，便順理成章地留在城中教會實習。不過，因為龐會督主要的時間都在總會忙碌，回城中的機會反而變少了。但每每偶爾碰面時，他依然會特意關心我學業與生活的狀況。

有幾次，他主持衛理青年的讀書會與青年營。當許多青年爭相向會督發問時，他總會特意請我代為回答。他覺得很多問題我已經具備了足夠的能力來解答，這份信任，就讓我在會督面前顯得特別有面子。

牧者的凡人面貌

接任龐牧師成為城中教會主任牧師的，是邱泰耀牧師，他同時也是我的實習指導牧師。邱牧師也是一位非常開明的牧者，在他的指導下，我每一季登台講道一次；而參與學生團契的部分，則是由龐師母協助，我也就是定期進行主題分享。基本上，邱牧師並沒有把任何繁重的責任丟給我，他只是鼓勵我多去看看城中有哪些不同的事工，觀察大家分別是怎麼做的。

因此，我在城中做神學生實習的這一年期間，大多事情都十分順利，完全沒有發生其他同學在別處遇到的那些「教會實習鬼故事」。我在青年團契中，也不是主要帶領的角色，反而可以盡情跟他們抱怨、分享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繁雜瑣事。所以雖然掛著「神學生」的身分，但我實在是挺被大家寬容的。除了比較頻繁地參與各種聚會、偶爾上台講道以外，我所做的事，和之前大學時代其實差別並不大。

唯有一次，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有一次我上台講道，主題是《路加福音》中稅吏求上帝憐憫的祈禱。我順勢延伸，探討我們該如何讓祈禱貼近上帝憐憫的心腸，使我們也懂得去關懷鄰舍與他人。為此，我舉了當時正如火如荼進行的「香港反送中」為例，指出我們應當為著鄰人的平安與自由祈禱。

沒想到會後問安時，一位老伯伯走過來對我說：「神學生啊，你的解經講得很好，但不要扯到政治。香港他們回歸中國本來就是應該的，不要把那種議題帶到教會裡來。」

我一開始十分震驚，只能連忙賠笑說好。直到後來回到青年團契分享時，我才赫然發覺自己對這件事情其實感到非常憤怒。牧者與會友之間，到底應該要是什麼樣的關係？ 那一整年，我一直在反覆思考這件事情。

另一方面，我也逐漸發現，龐會督並非總是如此完美的人。當我當上神學生、開始被牧師們當作「自己人」之後，我這才發現——原來好多牧師都好愛抱怨！或許是早年受了太多委屈，許多陳年往事總會被他們不停地重提。

這有時也會讓我開始懷疑，龐會督是否太過理想主義了？在某些事情上太過堅持己見了？有時，我想要跟他溝通新世代年輕人對某些事情的看法，試圖告訴他這可能已經跟他過去認識的有所不同。但這時就會發現，會督真的有點太愛講話了，講到某些特定話題時，我竟然完全沒有插話的餘地，因此也就只能默默地聽完他對於每件事情的看法。或許，當一個太有主見的人，遇到另一個同樣有主見的人，總是忍不住會想把自己的觀點先講完吧。

待在衛理公會的體制中，未來究竟會如何？有多少阻礙與艱難？我曾以為自己已經認真想清楚了。但實際實習時，仔細觀察城中教會以外的環境，又會讓我開始懷疑：我真的已經做好充分準備了嗎？雖然帶著這樣的懷疑，但實際上在教會的實習中，我並沒有遇到什麼非常具體的重大挫折，大致上都只是一些小小的摩擦與小小的恩典。真正讓我徹底懷疑自己是否適合繼續擔任牧者的，反而是神學院。

我在神學院發生了一些事情，那些經歷讓我最終清醒地意識到——我其實並不適合在教會體制內工作，也並不適合作為一位牧者。此時此刻，我唯一想要的，就是還給自己一個自由之身。我和爸媽商議之後，我們都覺得：如果只是讀道碩一年級就已經痛苦成這樣，那硬著頭皮把三年讀完好像也沒有任何意義。因此，我下定決心，要在道一讀完後就從台神退學。

做了這個決定之後，我最先找的是邱牧師。邱牧師聽了非常不解，苦口婆心地勸了我很久。但我很堅持，告訴他我已經確認了這個決定。見我心意已決，牧師最終也選擇了尊重。但他隨即正色對我說：這件事不宜由他去轉告龐會督，我必須自己去跟會督約時間，親自來跟他談這件事。

一則為了自由的謊言

以前大學期間在城中教會時，我幾乎每週都能見到龐牧師。但在我作神學生的這一年裡，因為他已就任會督，必須在全台各地來回奔波，我能見到他的機會反而變得屈指可數。然而，這麼大的事，我終究得當面跟他說才行。於是，我特別請他從百忙之中撥冗空出一個下午，約在衛理神學院面談。

一開始，他大概以為我只是要談談讀書和實習的近況（這是邱牧師轉告他的），所以依舊興致勃勃地跟我暢聊他當年讀書時的情形。我看著時間一點一滴地流逝，知道不能再這樣閒聊下去了。我深吸了一口氣，直接告訴他：我在神學院遇到了一些問題，我認為，我應該無法完成道碩的學業了。

聽到這句話，會督的表情表現出了極大的困惑，他顯然完全沒有心理準備。我開始努力講述各種理由：我在學校和老師的衝突、我自己在神學上的困惑、我對自我更深刻的認識，以及前一年去了一趟泰澤之後我神學上發生的轉變。

但他完全不能諒解。

他板起臉，語氣是前所未有的嚴厲：「辰瑋，你怎麼會這樣子？你和你弟弟怎麼都這樣子？占用人家的資源卻不能遵守人家的規定。我可是拿著會督的面子在總會跟大家擔保，才有辦法爭取到全額獎學金讓你去讀外教派的神學院，並不是所有神學生都有這樣的待遇耶！你怎麼能這麼不負責任！」

聽著這些話，我感到無比震驚，隨之而來的是深深的自責。龐會督這輩子，或許從來沒有對任何一位信徒說過這麼重的話。正因為過去從未有人讓他抱持過如此高的期待，如今這失望更顯得如此沉重。

他搖搖頭，堅決地說：「不行，你說的這些理由我都不接受。當初我們在神學院也都經歷過很多事情、吃過很多苦，最後還不是都讀完了？你要給我一個你無法就讀神學院『真正的理由』。我不相信你只是因為這些原因就不讀了。」

我發覺，自己費盡唇舌都無法說服會督。我感到痛苦極了，注視著他的怒容，那張臉上彷彿就寫著「我對你很失望」幾個大字。在那種極度窒息的情緒下，我終於做了一個決定：撒謊。

我硬著頭皮說：「會督，很抱歉，我真正的理由是——我現在已經有另一位交往的男友了。而且，我未來希望能夠走向婚姻。但我知道，在台灣衛理公會可見的未來中，這是行不通的。因此，我認為我無法成為衛理公會的牧者。」

他聽到我這樣講之後，彷彿瞬間鬆了一口氣。他臉上的怒意迅速消退，很快又露出了過去那種慈藹的微笑：「對嘛，這才是你真正的理由。我了解了，衛理公會目前的確很艱難，也辛苦你了。那你的心意我清楚了，總會那邊我會想辦法去說明的，用別的理由去講。那你這段期間心情都還好嗎？未來是否有打算再去讀別的碩士或博士呢？其實你仍然很適合去從事學術的……」

面對他突如其來的接納與關心，我只覺得心亂如麻。我敷衍著會督，說我還沒有想這麼多，我只是想要先休息一下，然後去找份工作。

走出辦公室，我感到一種言不由衷的悲哀。對他而言，我同志的身份與未來要結婚的決定，是一個不可撼動的「客觀現實」；如果我堅持要結婚又繼續走牧職，在體制內的確是一條太過辛苦的死胡同。這確實是一個無可挑剔的退學理由，但這卻不是我「主觀上」的真正原因。

雖然體制的現實的確讓我對未來充滿擔憂，但我是多麼渴望能告訴他我真正的心情與理由，告訴他我內心對牧職的抗拒與對自由的渴望。然而，他唯一能接受的答案，對我而言，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那天回家之後，我發起了高燒，連燒了好幾天。在昏沉的睡眠中，我偶爾仍會夢見會督那張充滿怒意的臉，還有我說出那個謊言時，胸口劇烈的心悸感。

未竟的茶局之約

後來，我辦理將學費還給總會的事宜進行得十分順利。會督在背後默默打點好了一切，總會那邊再也沒有任何人來過問我退學的真正原因。對於城中的會友，我只是含糊其辭地說，我明年要去別的教會實習了。但等到那學期結束，我其實就不想再去教會了——畢竟，那種懷揣著謊言與逃避的感覺，實在是太尷尬了。

此外，我在六月份原本還排了一次講道。我心虛地跑去跟邱牧師說，我現在的狀態可能不太適合上台了。但邱牧師只是拍著我的肩膀說：「沒有的事，這完全不會有影響。」反倒是邱牧師很快就平靜地接受了我的轉向，並且依舊待我如故。

離開神學院之後，我就真的沒有再去過教會了。當時的我只覺得身心俱疲，不想要再接觸到任何基督徒，只想要徹徹底底地逃離這一切。

之後，我開始投入工作。過沒多久，疫情就爆發了。我偶爾會在臉書上滑到城中教會的訊息，心裡也會默默想著：龐會督任期的最後這兩年，剛好碰上疫情最嚴峻的時刻，他一定撐得非常艱難吧。

後來，我考上國北教，又回到了台北。有一次，城中教會的指揮微儂特別傳訊息，邀請我去參加她在教會舉辦的音樂會。我心想，事過境遷，自己現在好像也沒那麼尷尬了，便答應去參加。

這是我隔了好幾年後，第一次回到城中教會。會後，邱牧師和微儂非常熱情地歡迎我回來。微儂還笑著打趣說：「其實我是有私心的，就是希望能把辰瑋再釣回來一次！」也有幾位老會友認出了我，親切地跟我聊著最近在做些什麼。

接著，我轉過頭，看到了龐會督。

我走上前向他問好，寒暄著詢問他：「會督在退休之後，是不是有比較空閒一點了？」他笑著說，現在反而比退休前還要更忙，因為答應了各方更多講道和教學的邀約。然後，他也問了我最近過得如何。

我看著他，心想：龐會督真的是個真性情的人，他臉上那種顯而易見的尷尬，依舊是無法遮掩的。 我不確定他那個當下心裡在想些什麼，因為偶爾我和我爸鬧脾氣、久未講話又碰面時，我也會在我爸臉上看到一模一樣的表情。

但我心底知道，即便隔著那層無形的尷尬，他內心深處，依然是很想再多和我們這些年輕人講講話的。於是，我主動開口邀請會督：「等會督哪天訂個時間，我們再一起來喝茶吧。」會督點點頭，說好。但後來，他忙，我也忙，我們就暫時擱置了此事。

去年，會督又傳了訊息給我。他詢問我，何時有空可以一起來喝個茶？

我立刻回覆他：「只要會督有空的時間，我都能排開任何事情來配合您。」

他說好，等他過一陣子比較不忙時，就會再約我喝茶。

那時我還在心底盤算著，等我們再次坐上那熟悉的茶桌時，我要就著衛理公會的歷史，以及台灣教會合一的議題，重新對他進行一次深度的訪問，就將「迢迢合一路」作為《無境界者》的一期主題，就像我們最初在大二那年認識時一樣。

殊不知，音樂會上的那次碰面，就是我們的最後一面。

而那句等他不忙再約的承諾，竟成了我們之間的最後一則訊息。

在以馬忤斯的路上

在我大三那年的五月，泰澤的申修士來台巡迴，台灣的泰澤團體在陽明山衛理福音園舉辦了一場泰澤青年營。當時，我和弟弟劭瑋，以及我們許多熟識的夥伴，都滿懷期待地參與了這場難得一見的盛會。

在那次營會中，天主教的胡國楨神父與龐牧師輪流為我們證道。我印象最深的，是龐牧師引用了《路加福音》中「以馬忤斯之路」的經文：「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嗎？』」（路24:25-26）

龐牧師溫和地對我們說，我們這群人致力走向教會合一的道路，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條充滿阻礙與困難的「迢迢合一路」；但實際上，這正是一條走在「以馬忤斯」的道路。在這條路上，我們有幸成為彼此的友伴，不僅一同見證耶穌的受難與榮耀，也與耶穌一同經歷這一切。

營會中最讓我震撼的，是最後的聖餐禮環節。當時，胡國楨神父、龐君華牧師，以及信義宗、聖公宗的牧師，竟然一起站在祭台前，共同祝聖餅和杯，並親自將聖體分送給在場跨越各個宗派的信眾。

私下裡，我忍不住跑去詢問龐牧師：「神父和牧師共同祝聖聖體，是否不符合天主教的法規呢？」

龐牧師笑著向我解釋，當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就曾經親自發放聖餐給泰澤的創辦人羅哲修士。在神學上，這被視為一種「寬容的恩典」。¹³他眼神裡閃爍著光芒，感嘆地說：「而我們如今，竟然也在台灣，親眼再現了如此的微小奇蹟。」

是啊。走在合一的這條路上，我們會經歷許許多多地痛苦與榮耀。但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並非孤身一人走在這條路上，而是有著許多願意彼此攙扶的友伴。

回首我的循道宗史，我在衛理公會中其實還遇到過許許多多的貴人，因著篇幅的限制，沒有機會將他們的故事全部寫進文章中。雖然心底難免感到些許惋惜，但這一切都不要緊了。因為我們都已經確確實實地，在這條以馬忤斯的道路上，感受過這份微小卻無比真實的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