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數教會的講道經驗中，講章往往承擔一個清楚的功能：解釋經文、釐清疑問，並帶出可以實踐的結論。這樣的講道形式預設了一件事——經文本身是穩定而清楚的，而問題主要出在人尚未理解或尚未順服。

然而，我們會這樣理解，是因為我們對聖經有一個更深的預設：我們相信聖經是一座答案庫，而閱讀聖經的目的，就是從中找到問題的答案。於是，當我們面對婚姻問題時，尋找聖經怎麼談婚姻；面對政治問題時，尋找聖經怎麼談政治；面對教會衝突時，尋找聖經怎麼談順服。彷彿每一個問題，都能在聖經中找到一個已經準備好的答案。但若我們仔細觀察聖經文本，會發現情況並非如此。許多經文其實不是抽象的真理陳述，而是作者在特定歷史處境中，對特定群體所面對的問題作出的回應。換句話說，聖經中的答案，本來就是對某個處境的回答。問題在於，我們往往直接繼承了答案，卻沒有繼承那個問題。當原本的處境消失了，問題改變了，我們卻仍試圖套用同樣的答案時，經文與現實之間便開始產生距離。

許多講章的困難，其實不是因為經文太難懂，而是因為我們習慣把聖經當作答案庫，而忽略了它首先是一部記錄人們如何在不同處境中理解上帝、回應上帝的文本。

因此，我嘗試提出一種不同的講道方式。這種方式不以「給出答案」為首要目標，而是讓詮釋的過程本身被看見，使聽者能夠更誠實地面對經文與自身處境之間的距離。

問題的起點：我們如何讀經文？

這種講道法的出發點，是對幾個問題的重新思考。

首先，我們需要承認：當我們閱讀經文時，我們並非在一個客觀中立的位置上。我們的神學背景、文化經驗，甚至教會傳統，其實都在形塑我們如何理解經文。當我們說「這段經文的意思是……」時，這個「意思」往往已經包含了我們自身的處境和詮釋理解。

其次，經文並不總是在回答我們今天的問題。許多聖經文本，是在特定歷史處境中，回應當時群體的生存困境。換句話說，聖經的作者是在面對「當時的」讀者，所面對的「處境與問題」，試圖從「作者對上帝的認識」和「上帝給予的靈感」，「回應」處境與問題。然而我們卻常直接將這些回應，套用在今日的倫理與制度問題上，彷彿我們面對數學考卷，卻去抄隔壁班的英文考卷答案一樣。這中間的落差，正是許多詮釋困難的來源。

最後，我們的處境不只是幫助理解經文，同時也會扭曲經文，或補充（或腦補）經文未明說之處。這意味著，詮釋本身是一種參與，而非單純的接收。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講章不再只是「傳達正確答案」，而是需要同時呈現：我們如何讀、為何這樣讀，以及這樣的閱讀帶來了什麼限制。

一個處境式講道法的結構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這種講道法可以簡要整理為五個步驟：

1. 我們為何對這段經文產生抗拒或期待

2. 經文如何建構它所面對的處境

3. 我們的處境如何影響我們的閱讀

4. 我們的閱讀在哪裡扭曲或補充了經文

5. 經文如何挑戰我們，並在哪裡拒絕滿足我們

其中，第一步不是附帶的情緒分享，而是揭示我們閱讀位置的關鍵；而第五步則不再只是「應用」，而是帶出經文與處境之間尚未解決的張力。

範例：彼得前書2:11–25

1. 我們為何對這段經文產生抗拒或期待

以彼得前書2:11–25為例，這段經文中對「順服」的強烈要求，往往會引發現代讀者的抗拒，特別是第18節：「不但順服善良溫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順服。」我們可能會問，為什麼我們要順服乖僻的主人？面對乖僻的主人，我們只能順服嗎？

這樣的反感，未必只是出於不願順服，也可能來自我們對權力與正義的理解。當我們質疑這段經文時，其實同時也在質疑：這樣的順服，是否反映了上帝的心意？換句話說，難道我們要壓抑我們反感的心情去順服，彷彿上帝是那位「乖僻的主人」嗎？

2. 經文如何建構它所面對的處境

進一步觀察經文，可以發現作者所面對的處境，收信者是「客旅，是寄居的」（v11），是「在外邦人中」（v12），且那些外邦人「毀謗你們是作惡的」（v12）。換句話說，他們是一群在外邦社會中被邊緣化、甚至遭毀謗的信徒。他們要面對的是主，是君王，以及「君王所派懲惡賞善的官員」（v14），因此他們的危機，並不是宗教性的「因為順服上帝而順服人」，而是社會性的，如果不順服，就可能會面臨權力的宰制，甚至死亡。他們既沒有政治權力，也缺乏制度性的保障。作者要求讀者順服，是基於「忍受」（v19）和「忍耐」（v20）。在這樣的情境中，「順服」與「忍耐」不僅是道德要求，也可能是一種生存策略。如果這是策略，那誰的策略？這策略保護了誰？犧牲了誰？奴僕順服主人，是「信仰」，還是「被迫活下去」？

3. 我們的處境如何影響我們的閱讀

然而，當我們將這段經文帶入今日的處境時，情況已經產生變化。

一方面，我們的教會要求我們順服權柄，彷彿教會（特別是牧者）是有權柄的，如同君王，甚至上帝。當我們說牧者是上帝的僕人，重點往往在「上帝的」而非「僕人」；另一方面，我們也會用這段經文來解釋成順服政權。然而在民主社會中，信徒不再只是被動的順服者，同時也是制度的參與者與決定者，人民才是主人。但我們往往沒有想那麼多，只看到看的到的政府與官員，看不到背後給予他們權力的人民。

若忽略這樣的差異，直接將經文套用於教會或政治權柄，很容易產生誤用。

4. 我們的閱讀在哪裡扭曲了經文？又在哪裡補充了經文？

因此，我們一方面可能用這段經文要求信徒順服教會、牧者，以及政府，即便他們是「乖僻的主人」。另一方面卻忽略了：在民主制度中，權力的來源本身也與我們有關。民主國家意味著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現在政府會長什麼樣子，會如何統治我們，都是我們票選出來的結果。一方面，我們在法治下順服政府，其實是順服法律與法治精神；而另一方面，這些法律，其實是我們票選出來的立法院所制定出來的法律。如果我們認為政治不關我的事，其實就是任憑自己成為「乖僻的主人」。當我們選擇不參與公共事務時，某種程度上也形塑了我們所面對的權力樣貌。

這顯示出，我們的處境不僅影響我們如何理解經文，也在重新定義經文中的概念，例如「主人」與「順服」。

張力的出現：當經文與處境不再重合

在這樣的對話中，第五步變得特別關鍵。

5. 經文在哪裡挑戰我們？又在哪裡拒絕滿足我們？

首先，「順服」在今天不再只是忍耐，而必須被重新思考：這段經文把「順服」放在一個沒有選擇的位置裡——奴僕面對乖僻的主人，信徒面對帝國的權力。但我們今天的處境並不是這樣。我們不是單純的「被統治者」，我們同時也是投票者、納稅者、制度的參與者。某種程度上，我們既是「順服的人」，也是「被順服的那一方」。因此，「順服」在今天無法再只是忍耐，而被迫轉變為一種更複雜的問題：當我們同時也是權力結構的一部分時，順服的意義是否已經改變？

其次，我們很難誠實地說，我們願意順服「乖僻的主人」，我們願意在不公義中單純忍耐，我們會在受壓迫時選擇不反抗。特別是在一個強調人權、民主與正義的社會中，這樣的順服甚至會被視為一種不負責任。更困難的是，若我們真的照著這段經文活，我們可能必須停止某些我們認為是正義的行動。例如抗議、揭露、對抗不義——這些在現代被視為正當的行動，在這段經文裡並沒有被鼓勵，甚至可能被壓抑。

若我們照著這段經文行，可能會讓受壓迫的人繼續停留在壓迫之中，可能會讓不義的結構不被挑戰，甚至可能讓「順服」成為合理化傷害的語言。特別是在教會中，這段經文很容易被用來要求弱勢順服強勢，或要求受傷者繼續忍耐。

但另一方面，若我們完全拒絕這段經文，我們也可能失去對苦難的一種理解方式，以及對基督受苦的某種連結。我們可能無法理解「不反擊」作為一種信仰實踐。換句話說，我們拒絕的不只是命令，也可能是一種對苦難的理解框架。

這段經文似乎同時在說兩件彼此拉扯的事。一方面，它呼召人順服、忍耐、不反擊；另一方面，它又宣告一位被不義對待卻沒有犯罪的基督。問題是，當我們知道某些不義應該被改變時，我們還能用「順服」來回應嗎？還是說，這段經文其實並沒有打算回答「如何改變不義」，而只是教人「如何在不義中存活」？

如果是這樣，那我們今天的問題，可能已經超出了這段經文原本要處理的範圍。而我們無法確定的是，我們應該延續這種「在不義中忍耐」的信仰，還是應該發展一種「對抗不義」的信仰。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在這段經文中，並沒有被解決。

也許真正困難的是，當我們不再處於奴僕的位置時，我們還能不能用奴僕的經文來理解我們的信仰？這個問題，這段經文沒有回答。而我們目前，也還沒有。

回到處境式講道法本身，這樣的架構幫助我們思考，或許我們需要學習的，不只是如何應用經文，而是如何在經文與處境之間，承受這種尚未被解決的張力。

讓講章成為誠實的空間

這種處境式講道法，並不是要取代既有的講道形式，而是提供一種可能。當我們無法快速得出結論時，講章仍然可以成為一個真實面對問題的空間。

在這個空間中，講員不只是提供答案，也陪伴會眾一起看見我們如何理解經文，以及這樣的理解帶來了什麼限制與可能。

我們總以為信仰的成熟，是得到越來越多答案。但也許有些時候，成熟不是把問題解決，而是學會與那些尚未解決的問題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