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資訊
【書名】謊言‧真相: 陳欽生生命故事
【作者】陳欽生（1949-）｜馬來西亞華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
【出版資訊】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25年11月。

前言：一個不願面對真相的社會

台灣看似已是一個民主轉型成功、言論自由發達的國家，台灣人也總愛自誇，說台灣人的熱情與友善是最美麗的風景。然而，在台灣社會的集體無意識中，仍隱藏著許多不可觸碰的禁忌。每當遇到二二八，或談論到白色恐怖、轉型正義與威權象徵時，總會有些人好像被觸電一樣跳腳，指責這是在撕裂社會，甚至講說「都已經道歉賠償了還要怎樣」、「為何不能面向未來，總要一直回頭看歷史」。但倘若整個社會真的已經走出這段陰影，那麼無論如何討論這些議題，理應都不會激起如此巨大的防衛反應才是。

筆者認為， 這些回應恰恰反映了台灣社會歷經白色恐怖的集體創傷，以及長期籠罩在威權體制下所產生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一個群體之所以會默許國家暴力的發生，並在事後選擇噤聲，可以用心理學上的 「公正世界理論」（Just-world fallacy） 來解釋：人們總是傾向假設自己是良善的，且這個世界是公平、有秩序的。因此，當得知有無辜者遭受殘酷迫害時，這種現實會與他們內心的信念產生劇烈的衝突；為了消解這種不安，捍衛自身「公平」的價值觀，再加上長年受到黨國體制的教育洗腦，群眾寧可無視客觀證據，也不願相信政府會犯下如此駭人的罪行。於是，他們在心理上轉而尋求自我安慰，堅信「一定是他自己也有問題」、「他活該去挑釁體制」、「當時政府肯定也是不得已」。藉著「責怪受害者」或替「加害者緩頰」來顛倒真相、合理化國家暴力，只想盡快「忘掉這種不愉快」。正因如此，當有人試圖重提「真相」時，就成了刺激這座島嶼居民敏感神經的討厭牛虻。

不過我也坦言，我自己也曾有另外一種「不敢面對這段歷史」的焦慮。儘管我自大學起就是讀歷史系，在上課時也都看過戒嚴法規與政治案件檔案，照理講應當比一般人更加關心這段歷史；但我卻發覺，當我在做研究時，遇到白色恐怖或文化大革命這種人類歷史最黑暗的角落時，仍會有很大的心理負擔。這讓我覺得自己始終缺乏足夠的勇氣去認真探尋那片深淵，因此長久以來總讓我覺得對這塊土地的認識有所虧欠。

直到就讀碩士期間，我參與了綠島人權營，親耳聽見政治受難者前輩現身說法。 看著他們歷經劫難，如今卻能夠挺直腰桿在人群面前述說自己的故事，這個舉動本身，便已經賦予了我們後輩直面歷史陰影的巨大勇氣， 這也是讓我覺得這些人權活動彌足珍貴的原因。在眾多人權工作者中，陳欽生前輩更是其中的典範，他曾是被構陷的最無辜的政治受難者，如今卻是奔走全台、最勤奮的人權講師，也是年輕人口中最溫暖的「生哥」。

過去在綠島時有幸認識生哥，在本期雜誌中，他也非常慷慨地提供了封面故事與照片，並邀請我們參與他的新書發表會。透過《謊言 ‧ 真相：陳欽生生命故事》這本書，我得以再度踏入生哥的世界，看見這片土地上曾發生過多少荒謬絕倫的制度性暴力，這個國家曾經編織過多少謊言，以及整個社會加諸在受難者身上的冷漠與不諒解；但在這片荒蕪之中，他卻依然結出了希望與勇氣的果實。這正是為何許多人聽完他的故事後，會同時熱淚盈眶與感到深深佩服的原因。¹

在評介此書時，除了生哥受難的歷程，我也想多談談他的「生之勇氣」。原本在這一期雜誌中，我打算介紹猶太裔心理學家維克多 ‧ 弗蘭克（Viktor Frankl, 1905-1997）的《意義的意志》（Will to meaning）一書。弗蘭克曾被囚禁於奧斯維辛集中營三年，後來創立了 「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 ，這派心理治療強調： 對生命意義的認定，能幫助我們產生強大的生存意志，從而熬過各種艱困歲月。 但在聽完生哥的新書發表會後，我改變了主意。我深刻感受到，這個發生在台灣本土的故事，對我們而言不僅更加親近，其思想深度也毫不遜色。從生哥具體的生命軌跡中，我們同樣能看見因著尋找「意義」以及不屈的意志而迸發的強大生命勇氣。因此，我決定在此與大家分享這本書。

由謊言所編織的重重陷阱

陳欽生祖上是廣東梅縣的客家人，到了他父親陳權榮那一輩，因戰亂與生計所迫，舉家搬遷至馬來亞的怡保。父親在怡保市擔任公務人員，負責政府建設的「反共華人新村」執行秘書一職，協助建設學校等地方事務，深受當地居民敬重。然而，在生哥小學五年級時，父親驟逝，家中頓失經濟支柱。母親廖煥娣靠著打零工，獨自拉拔七個孩子長大，生活極為艱苦；但她非常重視教育。生哥是全家最會讀書的孩子，高中畢業後便成功申請到英國利物浦大學的入學許可。

在等待英國開學的空檔，有同學建議他：「要不要以僑生的身分先申請去中華民國讀大學？聽說他們對待僑生有很多優惠。」生哥覺得可以一試，卻遭到家人強烈反對。一方面，家人認為與英國（前殖民國）的教育體制相比，台灣太過陌生；另一方面，母親拿出他十二歲時算命的八字命盤，上面赫然寫著：「不可前往北方，否則會有一場大劫難。」²但生哥認為此行並無不妥，且已經答應同學，便打算先去台灣念大學，之後再申請英國的研究所。就這樣，他順利進入了省立成功大學化工系。

1971年3月3日，就讀大三的陳欽生在放學回宿舍途中，被幾名陌生男子攔下。對方禮貌地確認他的身分後，表示他在台北的親戚來找他，請他上車同行。生哥連宿舍都沒回，便毫無防備地跟著上了車。他在日後的訪談中多次懊悔地說：「 我真傻，怎麼會被這樣就騙上車，這個謊言從此讓我的人生走向不歸路。 」

上車後，這群人立刻變了臉色，將他押送至台北的一處秘密房舍，強逼他交代「犯罪經過」。陳欽生被關在小房間裡，經歷了長達五十多個小時的疲勞審訊。他被禁止吃飯、喝水、上廁所與睡覺，過程中反覆遭到掌摑、毆打，被打落了三顆牙齒，甚至被打到吐血。審訊人員還將他的頭按在地上，逼他舔乾淨地上的污血。陳欽生多次跪地求饒，表示什麼都願意招認，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被指控了什麼罪名。承辦人員聲稱上級規定不能明說，否則就是「誘供」，卻又一口咬定他「嘴硬不肯講」，於是開始對他施加酷刑。他們將他倒吊在半空中強力灌水，直到他的五官都湧出水來；這項酷刑造成他終身的後遺症，導致視力受損，耳朵至今仍會不時流出惡臭的液體。最後，調查人員甚至用針刺入他的指甲縫，再用力擠出血來，讓他痛到暈厥過去。

在這種慘絕人寰的酷刑下，陳欽生數度尋死，他曾試圖喝下廁所的消毒水，也曾用頭撞玻璃、拿碎玻璃企圖割喉，但都未能成功。面對他的絕望，調查人員只是冷血地回應：要不是上級不准嫌疑犯死，他們早就讓他死在小房間裡，直接結案拿獎金還比較省事。直到事後，陳欽生才得知，自己之所以被抓，是因為去年10月12日發生了「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調查局因為遲遲抓不到真兇，便隨便抓了他來逼供頂罪。

幾天後，另一批人員進來對他說：「恭喜你，你被指控的案子已經破了。換好衣服，我們送你回學校。」生哥以為終於沉冤得雪，沒想到卻是被移送至景美看守所繼續監禁。他質問為何案子破了還不放人，調查人員冷冷地回答： 抓錯人又刑求，要是放他回去，調查局會名譽掃地。 這番話讓他的心情再度從天堂跌入地獄。

在景美看守所被羈押了三、四個禮拜後，又有承辦人員告訴他，只要他願意簽署一份「自白書」，承認自己只是單純來台求學的僑生，就會放他回去。生哥因為太害怕再次遭到酷刑，便答應簽署任何文件。他照著承辦人員提供的範本謄抄了一份自白書，並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到了5月18日，陳欽生收到的起訴書，竟是以「 馬來西亞共產黨案 」將他起訴，起訴書上寫的起訴緣由是：

陳水祥、陳欽生先后於民國五十三年元月暨五十四年二月間僑居馬来西亞霹靂州怡保市時，由梁匪漢珊（在馬來西亞）介紹參加共產匪黨，受梁匪領導，並接受匪黨情報工作訓練，陳水祥並吸收邱世樑、房運來（均在馬來西亞）加入匪黨，嗣奉梁匪漢珊之命，陳水祥於五十五年九月，陳欽生於五十六年九月，籍升學為名來台，分別將台灣社會教育治安，人民生活情形等資料，函告梁匪，陳水祥於五十六年就讀省立中興大學期間，迭向同學沈士任、洪寶、黄正財、徐文灝、及女友劉麗綠等人，陳欽生於五十七年就讀省立成功大學期間，迭向同學鄭茂盛、張有司、胡綠華、陳錦枝、蘇仁政等宣揚匪偽建設進步，科學發達，為匪宣傳，案經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查覺解送偵辦到部。³

陳欽生和幾名沒有在台灣見面過的馬來西亞同鄉，都被誣告是馬共間諜來台為匪宣傳。他一看起訴法條，上面赫然寫著《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俗稱「二條一」）。這條法律規定：「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這是當時毫無轉圜餘地的「 唯一死刑 」。與他同房的另一位政治犯、曾任調查局高官的李世傑（1916-1990）告訴他，情況非常不妙，但若盡力撰寫答辯狀，或許還有一線生機。生哥在書中回憶，當22歲的自己面臨「唯一死刑」的指控時，那種絕望究竟有多深？他無論後來如何努力，都回想不起當時確切的心情──或許，當時他的心智早已為了自我保護而「斷線」，失去了感知情緒的能力。

在7月和8月的庭審中，無論陳欽生多麼努力抗辯自己從未參與任何共產黨活動，也從未企圖顛覆中華民國政府，檢察官總能憑空變出他從未見過的「自白書」與同夥的「串供證據」。他抗辯自己是馬來西亞公民，不應接受這樣的審判，法官卻荒謬地宣稱：「 你流著中國人的血，就是中國人。 」陳欽生後來才知道，馬來西亞政府曾多次試圖營救，駐台代表也屢次申請探視這些涉案僑生，卻全遭台灣當局拒絕，導致他完全與外界訊息隔絕。

10月16日，陳欽生接受正式宣判，他在書中寫道：⁴

只要軍法官一宣布判決，我的生命可能就此結束。不知何故，我還懷著一絲希望──起訴書所有指控都是虛構，我會獲得無罪釋放吧。
忽然間，問話聲停止，主審軍法官站起來說：「現在，我正式宣判。你來自馬來西亞，不太了解中華民國的法律，做了些破壞中華民國政府的事情。經過商議，我們決定以最短的十二年有期徒刑來取代極刑。」
一聽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不知為什麼，也不知哪來的勇氣，我舉起手說：「法官大人，我有意見。」
主審法官勃然大怒，指著我說：「我們沒有把你判死刑，你應該要感激。」
我反駁道：「法官大人，你錯了。十二年很長，我沒有做過對不起中華民國的事情，起訴書的指控都是虛偽不實，怎麽可以用虛假的指控來判決呢？你們應該釋放我。否則，既然你們用《懲治叛亂條例》唯一死刑起訴，不如就判我死刑，一了百了。我不想在牢裡度過十二年。我不知道過了十二年，重獲自由那一天還是不是一個正常人。」
主審法官從法官席走下來，站在我旁邊輕輕說：「不是我想判你十二年，我也是不得已，如果我不照本宣科，下一個站在這裡聽審的就是我。」

從一位懷抱理想的留學生，淪為被重判十二年的階下囚，這一切慘劇，僅僅發生在短短半年之間。而這一切，全是源於這個國家用暴力與無數謊言所編織而成的重重網羅。

小監獄與大監獄

陳欽生在景美看守所被關押了一年半。在這整整五百多天當中，他從來沒有換過押房，其他犯人可以出去放風，但他卻被嚴格禁止。他僅僅踏出過押房四次：三次是庭審，一次是與成大同學會面。他好不容易透過各種管道將信件傳遞出去，遠在馬來西亞的家人才終於得知他依然在世的消息。

1972年5月，陳欽生與其他難友被一同被押上車、乘船，一路顛簸地被送往綠島。1970年2月發生的「泰源事件」⁵，迫使政府在綠島建立了新的「綠洲山莊」，企圖以更高聳的水泥牆與更嚴苛的獄政制度來集中管理政治犯。然而，儘管綠洲山莊的整體管理極為森嚴，但對生哥而言，因為轉換了管理單位，反而不再遭遇如先前那般不公平的對待，綠洲山莊也未曾發生虐待囚犯或苛扣外役工資的情事。因此在他的記憶中，這裡反而成為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

初抵綠島時，生哥將自己徹底封閉起來，既不願意出去放風，也拒絕與他人交流，總是獨自蜷縮在角落。然而，同房的難友卻始終不斷地鼓勵他。有次他終於踏出牢房放風，卻因太久沒有見到陽光而昏倒；在失去意識前，他彷彿聽見了難友鼓勵的聲音在耳邊迴盪。他轉念一想：那些被判處無期徒刑、已經被關押了二十多年的前輩們，依然堅韌地保持著生命力，他憑什麼現在就放棄活下去的意志？更何況，遠方的母親還在家中盼著他歸來。憑藉著這份轉念，他開始積極參與外役工作，努力把中文與台語練好，並想辦法在工作中保持好體力。後來，他在獄中飼養了一隻名叫小花的狗狗，這個生命的陪伴，也帶給他極大的安慰與希望。

1975年蔣中正過世，政府宣布全國大赦，許多難友因此得以減刑、提早獲釋。然而，當局卻特別規定，凡以《懲治叛亂條例》起訴者一律不得減刑，因此陳欽生的刑期一天也未曾減少。遠在馬來西亞的母親廖煥娣女士聽聞大赦的消息後，立刻申請了簽證，滿心期盼能將兒子接回家。經過中華民國政府多次拒絕，當局終於勉強同意廖女士赴台，卻嚴格規定不允許任何人陪同。於是，一位完全不懂國語的馬來西亞老太太，在1978年5月隻身一人來到台灣。當獄警通知生哥有人來探視時，他根本不敢相信，因為自己在台灣早已無親無故。當他不情不願地走進會客室時，隔著玻璃，他看見了一位面容消瘦的老婦人；過了好半晌，他才認出，那是自己的母親。

他在書中令人心碎地寫道：⁶

我凝視母親，說：「媽媽，請您保重身體，我也會照顧好自己。我答應您一定會活得好好的，活著回馬來西亞和您們團聚。請務必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我說完，母親沒有回應，卻開始流淚。我告訴自己要忍耐，還有好多話想說，一時卻又不知說什麼。忽然間，母親把她的手掌貼上隔離間的玻璃，我又是一陣心痛。為什麼綠島的監獄如此殘酷？她老人家遠道而來，卻只有短短幾分鐘，為什麼不讓我們接觸，這是尊重人道的國家嗎？想著想著，我也趕緊把手隔著玻璃與母親的手貼在一起。就在那一瞬間，我感到一股熱流穿透玻璃流向我，看著母親，心中無限愧疚：原諒兒子不孝！
匆匆一會結束了。我沒有多說，只見母親站起來，緩緩走出去。她心中一定痛苦難熬。我忍著悲痛，直到看不見母親的背影，我崩潰了，跌坐在地大哭。在我有限的人生中，從未哭得那麼沉痛，滿心內疚。監獄官過來安撫：「我知道你心裡苦，可惜我無能為力。你答應母親要活著回去團聚，你要好好照顧自己，才有機會報答母親。」

後來生哥才知道，母親當初來台尋子的過程有多麼煎熬。她第一次從台北輾轉搭車、乘船抵達綠島後，監獄人員只是冷冷地告訴她：「這裡沒有陳欽生這個人」，並直接要她回台北。⁷她獨自折返台北，求助無門，但她暗自發誓，若見不到兒子，絕不回馬來西亞。後來在善心人士的協助下，她才第二次踏上綠島，終於見到了朝思暮想的兒子。生哥感嘆，數十年後當他再次搭船重返綠島時，每每想到當年母親獨自乘船時是如何地顛簸與心慌，便不禁悲從中來、淚流滿面。

1981年3月，陳欽生的刑期僅剩不到兩年。按照當時規定，他必須回到台北接受「政治教育」，因此他離開了關押他九年的綠島，被移送至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在這裡，政治犯若是沒有通過思想考核，就會面臨無止盡的「延長教育」。但對生哥而言，仁教所的管理相對寬鬆， 他更在此結識了一生的貴人──在仁教所兼任工友的李榮貴先生，也就是他未來的岳父。

1983年3月2日，陳欽生終於獲釋。自1971年3月3日被捕算起，他被關了整整十二年，一天也不少。然而，出獄那天，他卻未能拿到獄方承諾核發的身分證。失去了身分，他無法返回馬來西亞，無法找工作，甚至連租屋都處處碰壁；每當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差事，老闆就會被「某些人」暗中警告而將他辭退。起初，有些難友與貴人伸出援手，讓他有暫時的棲身之所與溫飽，但他堅持要自力更生，不願成為他人的負擔，於是毅然展開了流浪生活。他來到龍山寺附近，與當地的街友一起打零工、四處尋找睡覺的角落，甚至在飢餓難耐時，只能翻找商家丟棄的廚餘果腹，但他始終堅守最後的底線──絕不乞討。生哥在書中坦言，在台北街頭流浪的那近三年時光，對他而言，比被關押的十二年還要更加痛苦難熬；因為他完全看不見未來的方向，只能眼睜睜看著別人享有最平凡的日常，自己卻被徹底剝奪了作為「人」的權利。 離開小監獄之後，他面對的是不知道未來在哪裡的社會大監獄。

這種社會性的抹殺，最終將他逼到了崩潰邊緣。他決定與迫害他的惡魔同歸於盡。他開始埋伏在新店的中興新村路口，暗中觀察時任調查局局長張繼田（1922-2002）的行蹤──這正是當年誘騙他上車、對他刑求逼供的罪魁禍首。他計畫在刺殺張繼田後自我了斷，以此報復這個對他極端不公的世界。然而，當他向新店保生大帝廟的廟公吐露這個玉石俱焚的念頭時，廟公只是輕輕地提醒他：想想如果真的這麼做，遠在故鄉的母親會有多麼傷心。就在生哥準備動手的千鈞一髮之際，腦海中猛然響起了一個聲音：「 對母親的承諾該怎麼辦？ 」就在這一恍神間，那些高官已經走遠，而生哥也在此刻放下了仇恨的屠刀。轉念之後，他開始不厭其煩地前往警備總部，追問身分證件的下落，卻屢屢遭到搪塞推託。直到有一次，生哥忍無可忍，帶著一把水果刀進到警備總部，揚言若不給他身分證便當場自刎。負責的主管見狀才終於屈服，當場簽下保證書，並在隔週將那張遲到了三年的身分證交到了他的手中。

傷痛之島，恩惠之島

陳欽生在土城仁教所服刑的時候，結識了擔任工友的外省退伍老兵李榮貴。李榮貴所屬的部隊是當年遭國民黨遺棄在泰緬邊境的「孤軍」，雖然後來輾轉撤退來台，卻始終沒有獲得與其他軍人同等的待遇。這份被國家背叛的感受，讓他同樣對政府心生不滿。當他認識生哥後，很欣賞這位勤奮的年輕小夥子，便主動鼓勵他：出獄後若無處可去，可以把行李寄放在他家，隨時歡迎來吃飯。生哥出獄後，雖然不願無功受祿、寄人籬下，但有好幾年的年夜飯，都是與李家人一同圍爐度過的。在那裡，他久違地感受到了「家」的溫暖，也開始為李榮貴正在求學的女兒李桂芬補習功課。

1987年7月15日，台灣正式解嚴，並開放兩岸探親。生哥在協助李榮貴等老兵返鄉探視後，自己也終於敢於踏出這座封鎖他青春的國門。1988年，陳欽生決定返回馬來西亞探親。由於當時馬來亞共產黨仍與政府武裝對抗，他害怕自己在台灣被羅織的「叛亂案底」會引起大馬政府的警惕，因此特地邀請李桂芬小姐同行赴大馬。⁸沒想到，當他忐忑不安地踏入海關時，海關人員對他說，大馬政府早已幫他準備好了護照與身分證，並對他說：「歡迎回家」，讓他備感溫暖。

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家中，生哥跪在母親面前痛哭失聲。他原是帶著全家人的期盼出國留學，矢志學成歸國、光宗耀祖，怎料卻被中華民國政府的一系列謊言毀了前半生。母親流著淚，拿出當年請人雕刻的「愛子陳欽生之靈位」；她說，最早他被逮捕時音訊全無，她差一點就要將這塊牌位與祖先供奉在一起了。這段生離死別，何嘗不是人間最深痛的悲劇？

然而，生命早已在裂縫中透出光亮。生哥的家人非常喜愛隨行回鄉的桂芬小姐，並聽聞了生哥在台灣的工作與生活現況後，家人在兩個月後反倒勸他回台灣發展。一方面，當時台灣正值經濟起飛，以生哥脫節多年的身分，要在馬來西亞重新立足並不容易；另一方面，家人也看出來，那座曾帶給他無盡痛苦的島嶼，如今已有了令他深深牽掛的人。

生哥一開始還木訥地不明就裡，直到桂芬的長輩特地打電話到馬來西亞，直接了當地詢問他們打算什麼時候「辦一辦」，他才恍然大悟：原來雙方家長早已看好這段姻緣。生哥帶著些許自卑與忐忑詢問桂芬，說自己大她十六歲，又背負著政治犯的敏感背景，目前甚至沒有穩定的工作，希望她務必考慮清楚。沒想到，桂芬小姐沒有絲毫猶豫，俐落地回答：「好啊！」就這樣答應了他的求婚。在獲得雙方家人的祝福後，兩人攜手返台，於1988年11月21日步入禮堂。當時，生哥對妻子許下鄭重的承諾：他必定在三年內給她一個安穩的生活。

拿到台灣身分證後，生哥在難友周順吉（1949-）的引薦下踏入貿易界。憑藉著流利的英語與勤奮的學習態度，又遇到當時台灣產品大舉外銷的經濟浪潮，他迅速從基層拔擢為大公司的協理與國際貿易部主任。他信守了對妻子的承諾，不僅在三年內還清了當初向岳父借的結婚基金，更建立起穩固的家庭，與桂芬育有一子一女。1992年，陳欽生憑藉著以往的外貿經驗與累積的人脈，決定自行創業，成立了「競鑫國際有限公司」，從曾經一無所有的流浪漢，蛻變為成功的企業家。

每當生哥談起對台灣的感情，總會流露出一種極為複雜的心情。最初，他在這座島嶼上遭遇了最極致的謊言、欺騙、不公與國家暴力；但在往後的歲月裡，他卻也同樣在這座島嶼上，收穫了底層互助的溫情、事業再起的機會、社會的包容接納，以及相伴一生的愛人。因此，每當有人問他為何願意不斷站出來重述那些殘酷的往事，聽眾總為他抱屈，覺得台灣這片土地實在虧欠他太多；但他卻總是笑著說，他從這片土地所得到的溫情，也實在太多了。 這座島嶼對他而言，已不再僅僅是剝奪他青春的「傷痛之島」，同時也是讓他重獲新生的「恩惠之島」。

國家機器的惡意

當我們回顧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許多受難者是因為觸及了禁忌的書籍、言論，或是因為複雜的人際網絡而遭到牽連，甚至有些是政府高層內鬥下的政治犧牲品。然而，當我們審視陳欽生案時，會強烈地感受到一種無以名狀的荒謬與不平：他顯然是與這個島嶼政治最無關、卻又最無辜的受害者之一。

但他並非孤例。當時共有三位馬來西亞僑生遭遇了完全相同的命運──蔡勝添（1946-）、陳水祥（1947-）與陳欽生。他們先是遭到莫名指控與殘酷刑求，接著被國家機器憑空捏造出一個「馬來西亞共產黨案」，並以《懲治叛亂條例》中唯一死刑的「二條一」起訴。直到馬來西亞政府與美國議員介入干預⁹，軍事法庭才改判他們十二年有期徒刑。在漫長的刑期中，他們不僅被完全排除在減刑名單之外，十二年期滿出獄後，當局甚至惡意拖延發放身分證，也禁止他們返回母國。此外，他們還面臨著另一重恐懼：若帶著「被指控為馬共成員」的標籤回到大馬，是否有可能在馬來西亞面臨另一場牢獄之災？因此，陳水祥的家人後來想辦法幫他取得泰國護照，他此後便長居曼谷；而蔡勝添與陳欽生在歷經波折、好不容易爭取到身分證後，最終也都只能選擇在台灣娶妻定居。

這樣一個瀰天大謊，究竟是如何被編織而成的？若將視角拉遠至宏觀的歷史脈絡，1970年代的台灣正處於退出聯合國以及與各國雪崩式斷交的外交危機中。因此，當1970年10月12日發生「台南美新處爆炸案」時，國民黨政府將其視為可能嚴重衝擊台美關係的國安大案。在極大的破案壓力下，調查局特務抓捕了陳欽生等僑生並屈打成招；而與此同時，另一批情治人員則抓捕了謝聰敏、魏廷朝與李敖來頂罪。在情治系統內部爭奪業績的競爭下，爆炸案看似「破案」了，但調查局卻陷入了無法放人的窘境。

一旦釋放這些被嚴重刑求的僑生，甚至讓他們回國，調查局的聲譽將徹底掃地，甚至可能引發國際醜聞。為此， 他們選擇用一個更大的謊言來掩蓋前一個謊言。 早在1970年7月24日，就讀中興大學的蔡勝添便被捕，並被誣陷受馬來西亞共產黨培訓來台做間諜，調查局隨後便以此牽連其他中興大學學生。同樣就讀中興大學的僑生陳水祥在1971年2月25日被捕；而苦於無法給陳欽生安上罪名的調查局人員，便拿陳水祥的自白書要陳欽生照抄一次。檢察官就順理成章地將三人皆以「 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 」的罪名起訴，軍法官則在「最高指示」的壓力下，最終將三人皆判刑十二年。

在這條謊言生產線上，幾乎所有參與審判的人都知道這些外籍學生是無辜的，但從上到下的各個層級，卻都在為這個謊言背書與加碼。這種毫無人性的國家暴力，其背後的驅動力正是人性中最野蠻的貪婪與恐懼。一方面是建立在血腥的獎金制度上，據傳當時辦理這類叛亂案的破案獎金高達新台幣二十萬，這筆鉅款在當年足以買下一棟房子；另一方面，則是源於加害者對自身被體制反噬的恐懼。情治人員深怕案件若被國際關注或翻案，自己也將面臨被清算鬥爭的下場，例如曾與陳欽生同房的調查局高官李世傑，便是在內鬥中被鬥垮，最終一樣以叛亂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戒嚴時代的軍法體系，正是將這些個人的貪婪與恐懼，公然轉化為法律的形式，讓國家機器得以「合法地」行使各種不人道的暴力。國民黨政府當時最見不得人的軟肋，便是「害怕自己的陰暗面被國際社會看見」。而這或許正是他們在監獄中嚴格禁止這幾位僑生放風、禁止家屬探視、拒絕大使館人員介入的原因。國家寧可毫無底線地剝奪這群最弱勢者的基本權利，也要確保這個謊言在絕對的封閉中弄假成真。

而當他們熬過十二年黑牢終於出獄時，國家對他們的迫害卻並未停止。不發放身分證、暗中干擾他們的工作，這不是某種白紙黑字的強硬國安政策（這點可以從生哥後來以死相逼，警總便立刻妥協核發身分證看出），而是一種蔓延在公務機關中的「平庸之惡」，與社會大眾對情治單位普遍的恐懼。官方僅僅需要透過微小的「騷擾與警告」，便足以輕易阻斷政治犯的生路，讓他們在出獄後再度被社會徹底排斥。從有形的小監獄，走進無形的社會大監獄，這不僅僅是單純的社會冷漠，而是國家權力極致的惡意展現。

被國家剝奪權利的「牲人」（Homo sacer）

陳欽生前輩的這段遭遇，每次聽到總會讓我深思，為何國家機器要用如此巨大的體制去欺凌一個手無寸鐵的無辜之人呢？我後來覺得，似乎唯有義大利哲學家喬吉歐 ‧ 阿岡本（Giorgio Agamben, 1942-）所提出的 「生命政治」（Biopolitics） 理論才有辦法去解釋其中的殘酷與弔詭。阿岡本的理論核心是： 「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與「牲人」（Homo sacer）。 在他的理論中，生命被區分為兩種層次：一種是受法律保護、擁有公民身分並能參與人類社群與公共領域生活的 「政治生命」（Bios） ；另一種則是脫離了一切政治與社會屬性，僅僅剩下生物性「活著」的自然狀態的 「赤裸生命」（Zoë） 。

所謂的「牲人」（Homo sacer），源自古羅馬法律的一項習俗。在古羅馬，處死罪犯被視為是一種神意的彰顯，因此同時也是對神祇的獻祭，但有些人犯下的是瀆神、背誓、叛國等罪，這些是最嚴重褻瀆神聖的不潔之罪，如此不潔之人不能用一般的方法處死，因此法律會宣告他成為「牲人」： 將此人排除在社會體制之外，任何人都可以殺死他，但他的死卻不構成謀殺，也不具備任何宗教獻祭的意義。 也就是說，國家主權不使用正當權力來行使正義，反倒使用剝奪一個人一切政治生命的方式，來奪取他生存的可能性。此外，主權者（Sovereign）為了展現絕對的權力，有時也會刻意製造出「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好讓戰爭時期的獨裁軍事狀態可以延續，也讓侵犯公民權利的法律得以生效。因此陳欽生等馬來西亞華僑，正成為了中華民國政府在「動員戡亂」與「戒嚴」的例外狀態中，被以國家名義肆意剝奪其人權的牲人。

在這幾位馬來西亞僑生的案件中，中華民國政府利用舊有國籍法的血統主義，將來台的馬來西亞華僑強制認定為「中國人」，但又不讓他們擁有本國人所具有的探親權與身分證，這正是一種 「為了排除的納入」（Inclusive exclusion） 。國家將他納入國內軍法的審判範圍，藉此合法地阻絕國際救援與外國領事的探視；但同時，國家卻完全剝奪了他作為公民應有的司法正當程序與基本生存保障。

當這些外邦人在刑求室裡被殘酷地對待，或是出獄後因為沒有身分證而被迫在街頭流浪，被剝奪擁有穩定工作的權利時，他的「政治生命」（Bios）已經被國家機器徹底剝奪。他不再是一個擁有尊嚴與未來的「人」，而退化成了阿岡本筆下那個可以被任意刑求、流放與拋棄的「赤裸生命」（Zoë）。國家甚至不需要親自動手在街頭殺死他，只需要透過扣留一張小小的身分證，就能讓他在名為「社會」的大監獄中自我消亡。陳欽生等前輩的生命軌跡，正是對這種極權體制如何操弄法律、製造「牲人」最沉痛的見證。

近年來，馬來西亞旅台記者杜晉軒，在接觸陳欽生案後，深入考掘了白色恐怖時期東南亞「華僑」受難者的歷史，並於2020年出版了《血統的原罪：被遺忘的白色恐怖東南亞受難者》一書。¹⁰他在書中控訴，當年中華民國政府在政治上以「華僑」之名攏絡海外民心，但在面對這群來台求學、工作的外籍青年時，卻又隨時能透過其血統，「強制納為本國人」來進行政治整肅。當台灣社會的轉型正義論述，仍時常在爭吵「本省人」與「外省人」各自受害的比例時，這本書與這幾位前輩的故事共同提醒了我們： 在國族神話的邊緣，還有一群被拋棄在國境裂縫中、長久失語的絕對弱勢。

在充滿惡意的世界中擁抱真相

面對不堪回首的生命經歷，「遺忘」是較好的選擇嗎？

我不敢肯定也不敢否認。對許多身處不同困境的人而言，遺忘或許確實是暫時緩解痛苦的解藥。陳欽生前輩在擁有美好的家庭與成功的事業後，也曾一度想徹底忘記前半生的夢魘，安穩度日。他積極參與各種慈善基金會回饋社會，卻始終抗拒碰觸與白色恐怖相關的議題。

直到他正式退休後的2009年2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林世煜老師聯繫上他，希望能進行口述採訪。生哥起初下意識地抗拒，但在林老師鍥而不捨地溝通下終於點頭。然而，這次採訪卻讓他連續做了兩個禮拜的惡夢，身心備受煎熬。

不久後，人權文史工作者曹欽榮也來電，生哥本想再次拒絕，但曹欽榮鼓勵他試著回景美看守所走走，直面自己的恐懼。生性不服輸的生哥決定一試，但每當公車駛近秀朗橋，那面熟悉的水泥高牆與鐵絲網映入眼簾時，他便會陷入極度的焦慮與恐慌。前兩次，他始終不敢踏入大門，只敢在周圍焦躁地徘徊。直到第三次，他看見一位老先生從大門口平靜地走出來。生哥好奇地上前詢問，那位老先生說，自己是1950年代的政治受難者，今天是特地回來與年輕人分享自身故事的。這個平靜而堅定的身影深深震撼了生哥，讓他不禁思考： 或許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做到這件事。 ¹¹

2007至2012年間，政府逐步將景美看守所轉型為國家人權博物館。歷任籌備主任與館長積極邀請受難者前輩重返歷史現場，參與遺址重建與人權教育分享。生哥也開始勇於接受挑戰，儘管最初與其他受難者一起上台分享時，他總是緊張得腦袋一片空白，但他逐漸發現，當自己願意正面迎擊這段過往，分享時的焦慮感便開始降低，惡夢的頻率也隨之減少；只是，每當想起當年的不公，心中仍難免忿忿不平。

後來，在一次政治受難者與心理諮商師對談的活動中，有心理師建議他： 如果嘗試不再帶著純粹的「怨恨」去講述自己的故事，而是轉換視角，從「生命韌性」的積極面來分享呢？ 這並非要求受難者輕易原諒過往的不公義，而是希望他們不要再用加害者的過錯，來成為懲罰自己的情緒牢籠。當生哥嘗試轉念後，他驚訝地發現，自己越是分享，壓在心頭的那塊大石頭就變得越小。他說，現在每一次分享自己的故事，都像是在人權路上做了一件微小的善事，讓他感到輕鬆而滿足。因此生哥積極樂觀的身影不僅深受年輕人的喜愛，更是激勵了無數受難者家屬、街友與陷入憂鬱的人們──如果連他都能如此勇敢地擁抱生活，其他人又有什麼理由向命運低頭呢？

在《謊言 ‧ 真相》這本書的最後一兩章，記錄了生哥在人權之路上的貢獻，與其知名度如何逐漸走向國際。他曾為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南非前總統、各國駐台代表等重要外賓進行英語導覽；他也重返母校，獲頒成功大學畢業證書，並每年定期參與「人權辦桌」與「綠島青年人權營」等活動。

然而，即便有了這些平反與榮譽，在新書發表會上，生哥仍坦言，為了完成此書，他窮盡心力去拼湊當年的政治檔案。但在書籍出版後，他仍陸續發現了當年情治單位如何捏造證據、構陷他的新文件，因此他期盼未來能有機會再進行增補。對他而言，這場對真相的追尋尚未結束。 他堅信，唯有將真相（泰雅語：Balay）徹底攤在陽光下，這座島嶼才有可能迎來真正的和解（泰雅語：Sbalay）。

而筆者則是認為，《謊言 ‧ 真相》這本書的價值，絕不僅止於對威權體制殘酷本質的控訴，或是對國家機器漫天大謊的揭露；它更是一則展現受難者如何從深淵中重新獲得生命力的故事。 陳欽生前輩的經歷，無疑是弗蘭克「意義治療法」理論最鮮活且動人的本土案例。 我們甚至可以期待，未來能有心理學或精神分析領域的學者，進一步探討他的生命故事──陳欽生前輩對凡事都有一股近乎「頑固」的堅持，而正是這種韌性驅使他從放棄生命的邊緣，一步步走向積極的活出自我。

此外，在這段漫長的受難與治癒之路上，幾次關鍵的「轉念」，以及母親與妻子等「重要他人」的愛與牽絆，也構成了他重拾生之勇氣的絕對錨點。陳欽生前輩的故事，早已跨越了單純的轉型正義框架，成為一種普世性的、能為一切受苦靈魂注入力量的見證。我深切期盼這本書能在台灣社會激起更多漣漪，讓更多人在這份不屈的生命力中，找到走出死蔭幽谷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