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果說，在蒙古帝國時代聲稱到訪過元帝國的人中，最有名的是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儘管其旅程真實性多有爭議），那麼另外一位可以爭取桂冠的，則非十四世紀的摩洛哥旅者「伊本‧白圖泰」莫屬。這位摩洛哥教法學者近半生的時間都在遊歷四方，其足跡遍布大半個歐亞非大陸，有些人將他稱之為「伊斯蘭版的馬可‧波羅」。

不過，雖然伊本‧白圖泰的旅行事蹟，乍看之下與馬可‧波羅略有相似之處，但其實他們旅程的意義和條件，是完全不同的。「伊本‧白圖泰」走遍三大洲的偉業，只有放回十四世紀的伊斯蘭世界時空中，才能凸顯出其真正的時代意義。²

移動的文明傳統

伊本‧白圖泰在約二十幾歲時離開摩洛哥的家鄉坦吉爾城，這次旅途本身不是那麼驚世駭俗的事情。相反的是，在伊斯蘭文明的教誨中，相當鼓勵人們「移動」。幾項最為著名的旅行傳統包含：³

「朝覲」（Hajj），列為伊斯蘭五功之一，有能力負擔的穆斯林一生至少一次要去麥加。

「遷徙」（Hijra），來源自先知穆罕默德率領信徒離開麥加前往麥地那避禍的故事，除了單純的移居外，在較為嚴格的神學定義中也有為離開非穆斯林國度、前往穆斯林為主的區域定居之涵義。

「Ziyarat」，類似於參拜各地方聖者之所（包含修行之處、墳墓等等）的遊歷。

以及「Rihla」，直譯為「遊歷」，然而實踐 Rihla 的旅行者，不單純只是在遊山玩水，它反映出的是伊斯蘭文化中鼓勵信眾追求知識的特色。不管是尋求老師、見識世界寬廣、或是結交不同的友人，都是可以增加智慧、體察真主的方式。正如穆罕默德的《聖訓》在不同處皆提及道：⁴

「求學，即使遠在中國。」

「求學，是每個穆斯林男女的天職。」

是故，「Rihla」的旅行傳統，在中世紀伊斯蘭文化中，是跟「追求真知」（talab al‘ilm）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的。⁵將 Rihla 的見聞撰寫下來、供後世學者參酌，也是中世紀伊斯蘭文化人間相當流行的事情。尤其是在摩洛哥和安達盧斯（指伊斯蘭化的伊比利半島區域），這裡久處於伊斯蘭世界相當邊遠的位置，前往開羅、巴格達等地找尋珍稀書籍、拜師習業，是直布羅陀海峽兩岸的學者社群間相當受尊重的旅行活動。這也是伊本‧白圖泰晚年為什麼會讓人筆錄下自己遊記的文化大背景，而其著作名字的原文，正是「Rihla」。

正是在這樣不同的旅行傳統中，伊本‧白圖泰踏上了屬於自己的旅程，途中多數時候他並不孤單：前往朝覲的男女、參拜聖所的穆斯林、走上求知的學者──舉目所見的人物、言談交際的對象，不乏一樣正在旅行、或是將移動視為日常景象的夥伴。

多重的目的，卻又漫無目的

馬可‧波羅的旅程，按照他自己聲稱，都是有強烈的政治目的要完成的，或者是替教宗送信給蒙古大汗，或者是伴隨蒙古公主出嫁。旅途的首要目標很明確，目的地也很明確。伊本‧白圖泰則不是這樣。

伊本‧白圖泰的旅程雖然在大框架上，可以歸類為「Rihla」追求真知的旅途類型，實際上諸多旅途類型，並沒有那麼壁壘分明的分界。伊本‧白圖泰自己遊歷世界，就同時複合了好幾種旅行目的。朝覲首先佔據了相當明顯的位置，他在外遊蕩約三十年，朝覲就去了好幾次。在旅途中，到處參拜各個聖地、拜訪蘇菲道堂，也是他遊記的一大主軸。伊本‧白圖泰也絲毫不掩飾旅行世俗化的一面，追求名聲、博取地位和於宮廷求官，也赫然寫進書中。當然，出於純然的好奇心，到處採風交友，亦不乏其例。

伊本‧白圖泰的旅行有好幾個不相衝突的目的，連帶的「他要去哪裡」，其實也是個相當隨興的事情。除了朝覲一定要去麥加以外，白圖泰的旅程常常並沒有一定要去什麼地方，可以說是真正的「漫遊」。例如說，到了埃及，就順便往尼羅河上游走走。或者因為季風順風，就臨時前往東非一窺究竟。即使伊本‧白圖泰明確地提及想去一個地方（例如他常說想去印度），因為有有趣的事情，而中途繞道、折返、或是耽擱時日，都是沒有關係的。

總結來說，伊本‧白圖泰與其說是「開始一段旅途」，我覺得更像是他「接納了一種四海為家、到處移動的生活」，畢竟伊本‧白圖泰人生中將近一半的時間其實都是在旅途之中。目的地不是重點，什麼時候到目的地也不是重點，享受移動過程的生活才是最為重要的。

一個可以「沙發衝浪」的前現代世界

伊本‧白圖泰之所以可以活在「旅途之中」，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所遊歷的世界本身，就已經在軟硬體（如果我們可以這麼比喻的話）上非常有利於人們移動到各地。

馬可‧波羅作為威尼斯的商人，他聲稱去過的地方，對他而言大多是「異域」，是以陌生人的身分闖蕩各地。伊本‧白圖泰則不同，他四處走動的地方，絕大多數都屬於「伊斯蘭世界」（Dar al-Islam），只有少數如印度、東羅馬帝國和元帝國等地，才是在伊斯蘭世界之外。而即使在中國和印度，也都存在可觀的穆斯林社群（印度次大陸甚至有幾個強大的穆斯林政權）。

正因如此，絕大多數時候，伊本‧白圖泰雖然身處異地，卻又彷彿同時以圈內人的身分，置身於同樣的文化世界中。伊斯蘭世界無比廣大，對於伊斯蘭的詮釋各地都有非常大的不同，乃至於有所謂「諸伊斯蘭」（Islams）之說，這些差異也明明白白地記載在伊本‧白圖泰的見聞中。但同時，伊本‧白圖泰與天南地北的穆斯林之間，卻又共享著一套意義符號、一套宗教精神、一套經典、乃至於一套法律（沙里亞教法）。這使他們之間詮釋雖有不同，但仍可以用圈內人的身分互相溝通，尤其是在伊本‧白圖泰這樣受過長年教育的穆斯林菁英圈子間更是如此。⁶也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伊本‧白圖泰可以相當自然地在距離家鄉萬里之遙的北印度和馬爾地夫群島任職──而他不是特例。

此外，因為中世紀伊斯蘭是個在意識形態上鼓勵移動的文明，很多利於旅客的「硬體」也形成了綿密的網路，方便旅客來往各地。若是要朝覲，每年各地都會聚集起龐大的朝覲隊伍（Hajj Caravan），以確保朝覲路途安全、不至於受盜匪騷擾，不少穆斯林強權甚至以組織朝覲隊伍為國家力量的體現，積極為「國營朝覲隊伍」提供各項服務，例如伊本‧白圖泰就曾參加過伊兒汗國和埃及馬穆魯克王朝的朝覲隊，尤其是伊兒汗國的朝覲隊，提供免費的醫藥、飲食，讓他相當驚豔。直到今日，依然有伊斯蘭文化為主的國家每年定期組織朝覲隊伍，讓民眾前往麥加。

在朝覲隊之外，矗立於各地的蘇菲道堂（Khanqah，有時又稱為 Zawiya），秉持著好客的教誨，也為川流不息的旅人，提供簡單的飲食、住宿空間，這些道堂背後則往往有伊斯蘭的慈善基金組織瓦合甫（Waqf）支援。而像伊本‧白圖泰這樣的知識菁英，若是想接受更加豪華的款待，也可以試試用自己卡迪（Qadi，相當於使用沙里亞法的宗教法官）的身分，拜訪當地的統治者──招待遠道而來的宗教法官，是統治者能為自己的聲望增輝的機會。

上述種種「文明特徵」，使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宛如現代社會一樣的「全球性」。⁷像是伊本‧白圖泰一樣的人物，有時就像是穿梭在各地任職的專業人士，有時又像是浪跡四方的「沙發衝浪旅者」。自然，中世紀並不是只有伊斯蘭文明為旅行提供了軟硬體上的便利性，但伊斯蘭世界西至摩洛哥、東至東南亞的遼闊範圍，卻為移動提供了同時代其他文明無可企及的規模。

伊本‧白圖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旅行的。自然他依然是中世紀偉大的旅者，其移動範圍可稱同時代所有旅者之最，而且無論如何便利，中世紀旅行依然得面對疾病、強盜等生死威脅。但與其說伊本‧白圖泰的偉大是個人成就，不如說他的旅行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正是透過白圖泰，我們可以一窺伊斯蘭旅者「作為集體」，曾經有過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