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資訊
【書名】迴旋梯：掙脫幽暗的攀爬之路
【原書名】The Spiral Staircase: My Climb Out of Darkness
【作者】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 1944- ）｜英國人｜宗教史作家
【譯者】尚無中譯本，本文引文為筆者自譯
【出版資訊】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4

序言：一位「落跑修女」的自傳

我第一次知道凱倫‧阿姆斯壯這個人，是在 BBC 一部介紹穆罕默德生平的紀錄片裡，她是片中受訪的學者之一，當她講解到穆聖生命最後一年的那次臨別朝覲時，那段畫面在她的解說之下讓我十分動容，那時我還不知道她是誰，只記得一位英國學者講起伊斯蘭的先知，竟能講得如此有溫度。後來我進了神學院，在圖書館的書架上也很常看到她的名字，我就一本接著一本地讀，從《神的歷史》到《穆罕默德》，從《眾生的導師佛陀》到《為神而戰》，這才知道原來她是當代全世界最知名的宗教史作家之一。¹

阿姆斯壯在 1944 年生於英格蘭伍斯特郡，1962 年十七歲時進入天主教的聖童耶穌修女會（Society of the Holy Child Jesus），後來由修會送進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攻讀英國文學，並在 1969 年還俗離開修會。²她此後出版的著作有超過二十本、被譯成四十多種語言，台灣也陸續譯介過《神的歷史》、《穆罕默德：先知的傳記》、《眾生的導師佛陀》、《為神而戰》、《神話簡史》、《血田》、《失落的聖典》等書（完整書目見文末附錄），她自己更在 2008 年獲得 TED 大獎之後，發起了串連世界各宗教的「慈悲憲章」。³

因此在台灣的讀者心中，阿姆斯壯是一位博學多聞的宗教作家，她的書被當成認識各大宗教最好的科普讀物，長年霸榜書店宗教類的書架，好像她生來就是一位從容自若、學貫古今的解說者。然而我老早就聽說，她在外界還有一個頗為聳動的外號，叫做「落跑修女」。這個詞其實有點是被炒作起來的，因為她明明是和修會長上商量好，向羅馬申請豁免誓願，等到核准文件從羅馬寄到之後，才正式離開修會，一切都照著教會的程序走，何來「落跑」可言？⁴

《迴旋梯》出版於 2004 年，是她第一本自傳《穿越窄門》（Through the Narrow Gate）的續集。《穿越窄門》寫的是她在修會裡的七年，而《迴旋梯》寫的則是她離開修會之後的人生。她在序言裡坦承，自己早在 1983 年就寫過一本續集《開闖世界》（Beginning the World），當時出版社擔心她顯得太像知識分子，要她刪掉所有關於書本、詩與神學的反思，把自己寫得盡量正面、活潑，她後來如此評價那本書：「那是我寫過最糟的書，我很慶幸它早就絕版了。」二十年後，她決定把這段人生重寫一次，這一次她不再假裝自己早已順利地走入了世界，而是誠實地承認，那些年裡她大半時間都活在自己的腦袋裡，退縮、苦澀、疲憊、害怕，而且常常生病。

至於為何以「迴旋梯」為名，她是以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的詩〈聖灰星期三〉（Ash-Wednesday）來命名書名，因為這首詩在她的旅程中給予她許多強烈的意象。聖灰星期三是四旬期的第一天，天主教徒這天會在額頭上抹灰，提醒自己終將一死，因為唯有完全體認到人性的脆弱，才能開始追尋生命。而在艾略特的詩裡，詩人吃力地爬著一道迴旋梯，她說：「詩句本身也映照出這個意象：那些迂迴的句子常常繞回原處，重複同樣的字詞和片語，看似幾乎沒有進展，卻一步步穩穩向前。」她的人生正是如此：

許多年裡，那看來像一段艱苦的四旬期，卻沒有復活節的盼望。我毫無意義地兜著圈子，一再踩過同一片土地，一再犯同樣的錯，完全看不見自己要往哪裡去。然而就在這一切當中，我不知不覺地一點一點爬出了黑暗。

全書八章的章名，全都取自〈聖灰星期三〉第一首的詩句，本文也用「我棄絕那蒙福的容顏」與「因此我歡欣」兩句接合而成。因為在我看來，她棄絕那蒙福的容顏，這本身就是她尋找信仰的過程，正因為先有了棄絕，後來才有歡欣。⁵

我這一期在寫〈我的神學院史〉一文時，重新反思自己離開神學院的歷程，因而去讀阿姆斯壯的這本傳記，覺得她的經歷或許能給我一些啟發。旁人讀她的自傳，恐怕會覺得有點獵奇，一位修女如何還俗、如何在 1960 年代的牛津格格不入、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失敗，聽起來都像是別人家的奇聞軼事；但恐怕只有也走過這樣路程的人，才會心有戚戚焉。

外面看不見的窒息

阿姆斯壯在十七歲進入修會時，滿懷著「一場屬靈的追尋，一場史詩般的冒險」的熱情，以為自己很快就會成為一個平靜、喜樂、有智慧的女子，甚至說不定還會成為聖人。然而修會裡迎接她的，是一套鉅細靡遺的規矩：走路要輕，開門關門不能出聲，笑要笑得含蓄克制，職務上不得不開口時，也只能「低聲說幾句」；眼睛要一直盯著地面，修院裡稱之為「守目」（custody of the eyes），而她常常因為直視長上、沒有謙卑地垂下眼睛而挨罵。她在修院裡昏倒了四、五次，換來的是長上一連串的斥責：「放縱感情。愛出風頭……意志薄弱」，因為修女應該是對情緒和身體都有鋼鐵般約束的堅強女性，柔弱和哭泣都是耽溺於情緒的表現。還俗之後，朋友好奇地問她會不會有罪惡感，她想了一下說不會，因為長上教過她，罪惡感可能只是一種自我放縱，往往出自錯置的驕傲。連罪惡感都不被允許，讀到這裡真讓我感到毛骨悚然。

這一切的根據，是修會所守的耶穌會創會者依納爵的會規：修士修女們應當完全順從透過長上所表達的天主旨意，要像「一具屍體，任人隨意擺布，又像老人手中的拐杖，無論在何處、如何使用，都為持杖的人效勞」。而書中最能說明這種服從的，是一臺沒有針的縫紉機。她在初學期間弄壞了團體室裡那臺好的縫紉機，長上便罰她每天到隔壁房間一臺舊縫紉機上練習半小時，可是那臺機器根本沒有針，她錯就錯在把這件事說了出來，換來的是一頓斥責，於是她就這樣每天坐在一臺沒有針的縫紉機前，踩上好幾個小時，想像自己在做有意義的事。這臺縫紉機在書中反覆出現，成為她日後回想修院生活中荒謬規定的意象。⁶

外人看修女的生活，看到的多半是寧靜、規律與虔誠，就連她那些唸過修會學校的同學，也對修道生活抱著不切實際的美好想像；那種窒息感從外面是很難看得出來的。對阿姆斯壯而言，真正讓她窒息的，是她發現這一切離福音所說的慈悲越來越遠。她在書中寫道：「我們生活中的情感冷漠也越來越讓我苦惱……友誼被視為不妥，修道院裡的氣氛冷冰冰的，有時甚至不太友善。我漸漸覺得，我們的生活離福音精神越來越遠。」對他人如此，對自己也是如此，她形容那套培育在自己身上的結果：

既不能愛人，也不能接受愛，我變得不再完整。我原本想被轉化、變得豐盈，結果卻被削弱了。我沒有變得堅強，只是變得僵硬。那些為了讓我們堅強而設計的冷酷和經常的粗魯對待，只讓我覺得自己受了傷，像一塊又老又硬的牛排。

她後來的結論是，那套制度是一種規訓，「它要讓我們徹底改變、再也回不去，而它確實做到了──就我來說，是變得更糟。」⁷

我讀到這裡時停了很久，因為這也是我當年在神學院裡難以對外言說的感受。體制裡的人未必是壞人，規矩也未必每一條都不合理，但當你意識到，繼續待在這裡，你無論對自己還是對他人，都只會離福音所說的慈悲生活越來越遙遠時，你就知道自己不想要這樣的人生了。這種念頭一旦產生，就很難再收回去，而它往往也是最難向旁人解釋的，因為從外面看，你明明過得好好的。

回到吵雜的世界

阿姆斯壯進修會的那一年，正好也是天主教會開始劇烈改變的時候。她進修道院的頭幾個月，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在羅馬開幕，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這次會議，為的是替教會打開窗戶，讓聖神的微風吹拂進來，而修道生活正是大公會議要求改革的領域之一，各修會被敦促回到創會者的原始精神，清掉多年累積的瓦礫。然而改革說來容易，她的長上們自己早已被舊制度深深塑造，許多人根本無法換一種方式思考，「她們可以把會衣改得現代一點，卻改不了思想習慣」。她的初學導師甚至是長上們為了抵擋改變而特別任命的保守派，等到規矩終於放寬時，她已經熬完了初學期，她說自己「注定成為最後一批按舊制度培育的人。大公會議啟動的改革，對我來說來得太晚了。」⁸

教會確實在變。還俗之後，她那位也出身同一修會學校的同學帕特（Pat），聽她描述修院裡的日子，還頗不服氣地抗議說：「她們很現代、很跟得上時代……她們會開車，又開始去看電影了，還在改會衣呢！」一年多後，當年初學院裡的模範修女瑞貝卡（Rebecca）寫信請她回去探望，這在過去是不被鼓勵的，她這才發現：「顯然，在我離開的這十四個月裡，情況已經變了。」可是瑞貝卡自己卻病倒了，吃得再多，身體也吸收不了食物，她們兩人都被同一套制度傷害了，只是方式不同。教會正在改變，她也看得見，但她已經等不到那一天了。

而她回到的那個世界，是 1969 年的英國，六〇年代的狂潮正要走到最高點。她回到牛津的第一個晚上正好是聖灰星期三，學院餐廳裡學生們隔著房間大聲打招呼、比手畫腳地爭辯，「是一場色彩的狂歡」，而她因為遲到，照學院的禮節只要向院長微微鞠個躬就好，但她卻不自覺地跪了下去、親吻地板，這時她才發現自己在修院中的習慣已經嚇到了所有人。在派對上，同學問她聽不聽得出唱歌的是誰，她一臉茫然，對方大聲說：「當然是披頭四啊！」她在學生會選舉時被推出來參選，看著布告欄上自己那張戴著頭紗與十字架的照片，和一群頭髮蓬亂的對手排在一起，心想：「哪個正常的學生會投票給我？我看起來就像另一個星球來的生物。」她也試著融入，可是看著別人跳舞，她覺得自己就像那位挽著手提包、帶著僵硬微笑，在大英國協巡訪途中看著當地人為她表演儀式舞蹈的女王，「就算我已經不屬於修道院，我也不屬於這裡」。

她沒有想到的是，世界也有它殘酷的一面。還俗後的她開始出現昏厥、恐慌與幻覺，醫生把她轉介到牛津的精神病院，她覺得「我曾經拒絕的世界反過來對付我、報復我」。而精神科醫生給她的診斷，是要追查她童年的創傷，以及她當初為什麼會進修道院，因為在外界看來，「對一個十幾歲的女孩來說，這可不是什麼正常的決定」。修會用規矩審判她，世界則用「正常」來審判她。值得注意的是，修會、精神病院與學術機構，恰好也是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拿來書寫規訓的幾個場景，而阿姆斯壯在這幾個地方輪流被審判了一遍。我當年離開神學院時也天真地以為，只要走出體制就自由了，後來才知道外面也有無數標準在等著你，只是這一次，連可以抱怨的對象都沒有。⁹

一扇接一扇關上的門

在牛津，學術成了她唯一的避難所。1970 年，她以一等榮譽畢業，並拿到了攻讀博士的獎學金，學術原本是她最後的精神倚靠。她接著留下來攻讀博士，以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的詩作為論文題目，因為她在丁尼生筆下那些被困在孤寂中的人物身上認出了自己：「瑪麗安娜被困在她那座四面環著護城河、孤零零的莊園裡……夏洛特夫人被囚在一座塔裡，被一道來歷不明的詛咒困住，因為她無法面對外在的客觀現實。」

這段時間，她借住在聖安妮學院一對退休教授夫妻家裡，交換條件是照顧他們的小兒子雅各。雅各出生時臍帶繞頸，腦部因缺氧受損，被診斷為自閉症，也有癲癇，活在一個他人無法進入的幻想世界裡。後來雅各在黑衣修士會院（Blackfriars Hall）受洗，由她作為雅各的代母代他應答，當神父唸出「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並且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太22:37–39）時，阿姆斯壯忍不住問自己：「我們當初為什麼把自己綁成那樣一團亂結，坐在沒有針的縫紉機前縫紉，做那些古老的補贖，彼此待得那麼冷漠？我們既然被教導要輕視自己，又怎麼可能愛我們的近人、愛修會裡的姐妹？」而那個被判定腦部有缺陷的孩子，每聽到一句就對自己點點頭，她覺得「雅各確實懂得怎麼去愛」。¹⁰

1973 年，她在牛津聽了墨頓講座教授（Merton Professorships）海倫‧嘉德納女爵士（Dame Helen Gardner, 1908-1986）講授艾略特的〈聖灰星期三〉，多年來她第一次如此深深地、自然而然地感動，那是她「真正康復的第一道微光」。然而命運的反諷是，幾年後她的博士論文送審時，正是這位「女爵」替一位從一開始就敵視她論文題目的校外教授背書，讓他成為她的口試委員。她的指導教授抗議這不合程序，女爵卻只是圓滑地回了一句：「比起你這樣的人，阿拉斯泰爾可要『校內』得多了！」口試排在情人節那天，結果一敗塗地，她在回家的火車上打開車窗，把那本丁尼生全集扔進了漆黑多雨的夜裡。論文被直接判為不及格，而按照規矩，口試委員應當寫一份逐頁逐點的詳細報告，那位教授卻只寫了半段話，說她是個聰明的年輕女子，只是這個題目不適合做博士論文，也沒有給她修改的機會。這件事當時在牛津引起了一陣騷動，學術委員會認為這位口試委員失職，許多資深教授也替她抱不平，委員會為此爭論了五個月。然而 1975 年 7 月，擔任委員會主席的女爵拍板定案：這件事確實造成了不公，但「重新審查只會損害牛津博士學位的神聖性」。為了維護牛津的校譽，她寧可錯殺，也不願打開重新口試的禁忌之門。凱倫就因此被迫離開了學術界。¹¹

直到這時，她才終於被一位醫生診斷出，多年來的昏厥、恐慌與幻覺，原來是顳葉癲癇，是生理上的疾病；修會長上說那是意志薄弱，精神科醫生說那是童年創傷，但他們兩者都錯了。1976 年，她到倫敦南郊達利奇的一所女校教英文，同事莎莉（Sally）的姊姊一輩子都有癲癇，是少數一眼就看出她發作、能夠理解她的盟友。可是教書是極其累人的工作，藥物讓她虛弱，疲倦又會導致癲癇發作，她只得常常請病假，1981 年夏天，校長禮貌地告訴她：「我們不得不請你離開。」她後來回想這一連串的挫敗時寫道：「我不斷脫軌，從一份工作、一種生活方式被踢到另一份、另一種。一扇扇門不斷在我面前砰然關上。但我真的想要平凡嗎？我真的想要艾略特所說的『尋常的王權』嗎？」¹²

一位宗教批判者的朝聖之旅

離開學校之後，她因為《穿越窄門》的出版而短暫成了媒體寵兒，受邀上 BBC 一個以七宗罪為題、在週六黃金時段現場直播的談話節目《週六罪惡秀》（Sin on Saturday），她被安排在談「色慾」的第一集，同台的來賓有色情片女星、滿身酒氣的男演員，還有一位脫衣舞經紀人熱情地邀她表演一齣叫作「脫衣修女」的節目，結果節目一播出就是一場災難，播到第二宗罪之後便被停掉。《衛報》的一篇評論把節目罵得一文不值，唯一的好話是說凱倫是：「一位相對正常的前修女」。她說這次經驗讓她明白，自己不能靠著「前修女」這個身分過一輩子，總得找點別的東西來寫。

轉機來自第四頻道（Channel 4）。一位製作人約翰邀她主持一個講述聖保祿的六集紀錄片系列，也就是後來在 1984 年播出的《第一位基督徒》（The First Christian）。在第四頻道那種強烈的世俗主義氣氛裡，她被當成一位從教會魔掌中逃脫的女英雄，她自嘲說：「原來，我將成為約翰反宗教軍火庫裡的主力武器。」她對宗教的積怨也在這時找到了出口，她痛恨教會幾百年來對信徒的性生活說教、對女性的態度、宣稱獨占真理，而保祿正是她預定的靶子：「我深信，基督宗教的許多缺失──即使不是全部──都可以追溯到這位好鬥的宗徒身上。」所以當她在 1983 年那個寒冷的 1 月天飛往特拉維夫時，她「已經深信我人生的使命就是揭穿教會那種教條式的不寬容」。

但在出發前閱讀資料時，現代新約研究就已經動搖了她的預設，她原以為是保祿扭曲了耶穌的福音，讀下去卻發現，「福音書的整個視野反倒是從保祿那裡來的」，而保祿書信中一些貶斥女性的規定也被學者認為是後來的人寫的。出發前幾週，猶太學者海姆‧麥考比（Hyam Maccoby, 1924-2004）問她有沒有聽過拉比希列（Hillel the Elder, c. 110 BCE-10 CE）的故事：

有幾個外邦人來找拉比希列，說只要他能單腳站著把整部猶太法律都背出來，他們就皈依他的信仰。於是希列很樂意地像鸛鳥一樣單腳站著，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托辣。其餘的都是註釋。去學吧。」

她聽完這個故事就聯想到耶穌說的：「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路6:31），原來不過是一世紀猶太教對摩西法律的常見態度。麥考比接著說，猶太人在乎的是「正行，不是正信」，「說穿了，信仰只是詩，是談論不可言說之物的方式。我們猶太人不太在乎自己信什麼。我們就只是去做。」她當時覺得這說不通，一個沒有信念的宗教，她根本無法想像。可是這條黃金律後來一路跟著她，多年後她發現，軸心時代的先知與哲人，從孔子、佛陀到希伯來先知，奉行的其實都是同一條道德準則。這件事對她的影響很深，後來她在決定要寫作什麼題目時，總是先問自己能不能體會他人的痛苦，而不只是想在論戰中贏過別人；畢竟各種痛苦，在她身上早已輪番經歷過了一遍。¹³

到了耶路撒冷，以色列導演喬爾（Joel）在她抵達的第一個晚上，開車載她進城時突然宣稱外面在下雪，她往車窗外瞧了瞧，說看不出來像在下雪，喬爾放聲大笑：「這是耶路撒冷的聖雪，你不用看，只要信就好！」當她實際來到這座以前常常默想的聖城，這裡的確改變了她。她覺得自己越是認識一世紀的猶太教，「耶穌就顯得越是徹頭徹尾的猶太人」，他對待律法的態度其實和歷史上的法利賽人並無二致，他們對教法的詮釋遠比後來的正統基督教來得更加有活力與彈性，她因而意識到，自己所屬的基督教傳統對猶太教有多麼深的偏見，如果真正要認識耶穌與保祿，就不可能不去認識猶太教。

此外，她很快也發現在耶路撒冷存在著另外一個宗教。第二天黎明時分，旅館旁宣禮塔上的喚拜聲把她從睡夢中驚醒，這讓她意識到，「在耶路撒冷，不可能忽略亞巴郎家族的這第三個成員」；她的巴勒斯坦朋友們從不上清真寺，卻會因為收音機裡的一段《古蘭經》誦讀而感動得幾乎落淚。可是即使如此，她仍然說：「這些對其他傳統的驚鴻一瞥固然引人入勝，可是我仍然深信，天主和我已經一刀兩斷了。」

這趟一年多旅程的終點，是羅馬城外據傳保祿殉道的三泉，她在一座昏暗的小聖堂裡拍攝保祿之死，發現自己幾乎要落淚。日復一日與保祿相處，她開始感受到這個人的魅力，「我開始喜愛這個人的天才和悲情」，不再只是用現代人的是非對錯去評判他。那位她原本要拿來開刀的「好鬥的宗徒」，在後來被她稱為「我的朋友聖保祿」。這是她第一次面對宗教史上的人物時，嘗試用神入的方式去理解，而不只是遠遠地下評價。《第一位基督徒》在 1984 年 1 月播出，她收到了許多基督徒的咒罵信件，指責她惡意解構耶穌與保祿的神聖性，卻也有不少觀眾寫信告訴她，看了這個系列之後，他們覺得自己可以回去教會了，這讓她百思不得其解，一檔對基督教教義猛烈攻擊的節目，怎麼反而更新了人們的信仰？她又想起了麥考比說的那句話。她當時還不知道，這些零零碎碎的累積，將在幾年之後匯流成《神的歷史》。¹⁴

從最暗處入林

《第一位基督徒》播出之後，1985 年，第四頻道又請她和同一班以色列團隊拍攝一部關於十字軍的系列，她的出版社也要她配合影集寫一本書，就是後來的《聖戰》（Holy War: 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 on Today's World）。這個計畫原本預計一、兩年完成，結果拍了三年，影片仍然沒有拍完，製作公司的資金斷斷續續，最後第四頻道放棄了這個系列，拍好的膠卷也被扣押。她的書只好單獨出版，她形容那就像「沒有丹麥王子的《哈姆雷特》」，宣傳時她甚至在一場現場訪問中一度恐慌發作而喉嚨卡住，連一個完整的句子都說不出來。

然而這三年並沒有白費。深入十字軍的歷史，讓她從另一個角度體驗了宗教史：她看見的不再是保祿那樣的虔信與崇高，而是信仰能在人身上引發多麼醜陋的一面，十字軍高喊著「榮耀天主」屠殺猶太人與穆斯林，而直到當代，仍然有人習慣用十字軍式的眼光去羞辱與審判其他宗教。她說：「研究十字軍改變了我，讓我下定決心，永遠要試著傾聽另一方的聲音，至少要試著理解敵人的出發點。」宗教中的暴力與仇恨，從此成為她關注的問題，也成為日後驅使她寫作的責任之一。

那時她住在北倫敦東芬奇利（East Finchley）的一棟小屋裡，離地鐵站至少有一英里，朋友來訪時都抱怨得帶護照，一位美國朋友乾脆把那裡叫作「蘇格蘭」。就在有一天，她提著好幾袋雜貨吃力地爬上回家的坡道時，一個念頭浮現了：

三年來，我一直浸淫在那把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隔開的致命敵意之中。為什麼不研究一些他們共有的東西呢？比方說，亞巴郎的諸信仰敬拜的是同一位天主。為什麼不研究他們幾百年來是怎樣看待這位天主的？為什麼不寫一部神的歷史？¹⁵

身邊的人聽到這個計畫，反應多半是好笑。「嗨，凱倫──天主最近好嗎？」他們會這樣問，彷彿在打聽一位共同的熟人；也有人質疑說：「我們真的還需要再多一本講天主的書嗎？」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則勸她先寫一些比較主流的東西，例如一本范妮‧伯尼（Fanny Burney, 1752-1840）的傳記。她自己也能想像到未來書評家的嘲弄，因為「一般的看法是，在二十世紀末，誰都不該把天主當真──尤其是我」。而她自己最初的構想，是寫一部把神看作「人類需要的投射」的歷史。從修院出來之後，她一步步地承認自己對傳統天主觀念的厭惡，直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才慢慢意識到，那樣的天主觀念也並非信仰的一切。讀到這裡，我相當驚訝。今天的華語世界裡，我們有非常多的管道接觸阿姆斯壯的著作與她參與的電視節目，理所當然地把她當成非傳統解說宗教的主流聲音，好像這條路本來就在那裡；卻沒有想到在 1980 年代末的歐洲，談宗教是如此地不受歡迎，也沒有人認為有這個必要，即使她是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介紹。

在決定寫這本書之前，她回顧自己的過往歲月：「二十年來，我一直試著融入一個又一個環境、一份又一份職業，卻總是徒勞。也許我該乾脆停止努力擠進主流。」這時她想起了神話學大師坎伯（Joseph Campbell, 1904-1987）所講的英雄之旅：

偉大的神話告訴我們：當你走別人的路，你就會迷失。英雄必須獨自啟程……用古法文《聖杯的追尋》的話說，他若想成功，就必須從「他自己所選的地點」進入森林，「那裡最黑暗，而且沒有路」。聖杯傳說中的荒原，是人們過著不真實生活的地方：盲目遵循社會的常規，只做別人期待他們做的事。

回頭看，修女、學者、教師、電視主持人，這些身分在她身上一個個失敗，她每一次都努力過，只是那些都是別人的路，她說：「這些職業能讓別人得到成就感，卻不是為我而設的。」¹⁶

我認為，這正是這本傳記真正要探討的議題。許多讀者在閱讀她的故事時，可能會想到的是：「她到底適合宗教生活，還是世俗生活？」彷彿她只是從這一邊逃到了另一邊，然而修會與世俗在她身上其實是同一種處境，她在修會裡想做一個好修女，在牛津想做一個正常的學生，在學術界想做一個成功的學者，在電視圈想做一個稱職的主持人，每一次她都在努力符合某個環境對她的期待，而每一次都被那個環境拒於門外。她的痛苦與掙扎，多半源於她深陷「神聖」與「世俗」的二元框架中，不斷勉強自己去適應環境、渴求被認同的願望。直到她決定寫一部神的歷史，她才第一次從最黑暗、最沒有路的地方，走進了屬於自己的森林。

就在她開始研究《神的歷史》的 1989 年，印度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 1947- ）因寫作《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被指控玷汙先知，而被伊朗神權獨裁者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 1902-1989）下令追殺，倫敦報紙上一片聲討伊斯蘭的聲音，而她發現「根本沒有一本平易近人的先知傳記可以作為另一種敘事來抗衡」，於是暫時擱下手上的計畫，先寫了一本穆罕默德的傳記。這段寫作的過程成了她的一種靈修：「寫《穆罕默德》的時候，我必須不斷發揮想像，努力以同理之心進入另一個人的經驗。這就是一種出神。」這本書在 1991 年秋天出版之後，穆斯林讀者的回應出乎她意料地慷慨，她甚至受邀在先知誕辰那天向穆斯林演講。¹⁷

像披肩一樣的寂靜

找到自己的召命，並沒有讓她的生活變得比較輕鬆。她的新經紀人好不容易替《神的歷史》找到出版社，拿到的只是一筆微薄的預付金，她靠著寫書評和零星的文章勉強維持生計；研究期間電話很少響起，她常常兩三天不跟任何人說一句話。起初她怨恨這種孤寂，「但漸漸地，那包圍著我的寧靜成了一種正面的元素，幾乎是一種臨在，像一條柔軟的披肩，舒適而溫柔地圍繞著我」。她在書中也曾這樣自問：

可是，我是被推進孤獨裡的，還是自己跳進去的？進修道院是我自己的主意，也沒有人逼我在修道生活裡待那麼久。最近我開始懷疑，我的孤身一人，也許其實是出於我內在某種更深的召喚，而我現在才剛剛開始明白它。

她也沒有因此變成一位刀槍不入的聖人。九一一之後，她試圖向美國人解釋伊斯蘭的真正本質，有些人把他們想對賓拉登（Osama bin Laden, 1957-2011）說的話對她說；有人甚至散布關於她私生活的謊言，讓她躲在房間裡好幾天不願出門，她形容自己就像那個坐在樹下生悶氣、告訴天主他再也不想當先知的約納。但她接著說，這類刺痛的遭遇提醒她，「你必須準備好在毫無回報希望的地方，也伸出你慈悲的關懷」，而辱罵也讓她體會到，那些在這個世界上不斷遭到辱罵與曲解的人是什麼滋味。她可以接受獨處，可以接受他人不看好，可以接受經濟並不寬裕，也可以接受別人無禮而直接的批評，因為她已經知道自己的召命是什麼，是這一點重新塑造了她。

她引用希波的奧斯定的話說：「渴慕使心變得深邃。它也使你變得脆弱。靜默與孤獨剝去一層皮；它們打破那層冷漠無情的保護殼。」這層冷漠無情的保護殼，正是當年修院培育在她身上留下的，而在數十年後當她獨自研究各宗教的核心精神時，才逐漸層層剝落。她得出的結論是：「檢驗一個宗教觀念、教義陳述、靈性經驗或敬虔實踐是否有效，唯一的標準就是：它必須直接導向實際的慈悲。」那個在修院裡離福音的慈悲越來越遠的年輕修女，後來在修院之外，在一張書桌前，重新找回了慈悲。¹⁸

結語：成為你自己的英雄

阿姆斯壯回憶，1969 年她剛離開修會的那一年稍後，她看著「和我同姓的尼爾‧阿姆斯壯替人類跨出他的『一大步』，踏上坑坑洞洞的月球表面；那片荒涼、黑暗、空得詭異的月面景象，恰好象徵了地球在我眼中變成的樣子。」那一年，人類向外的探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而一位來自英格蘭的年輕修女離開了修院，覺得自己的靈魂跟月球表面一樣荒涼。她那時也沒有想到，三十多年後，她的一生經歷會成為另一種探索，一趟探索人類內在的旅程。

她離開修會的時候是二十四歲。我是在 2020 年離開神學院的，那年二十五歲，也正好是受洗後的第七年，跟她在修會裡待的年數一樣長。我還記得當時的驚惶：我大半輩子的青春都奉獻給了基督教，出去以後要怎麼在外面謀生、生存？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在神學院的圖書館裡讀到她的書，心裡生出一種羨慕，希望自己將來也能像她一樣，成為一位向人介紹宗教的作家，而且什麼宗教、什麼主題都可以寫。那時我把她的成就當成了理想人生的範本，彷彿她從離開修道院後，自然而然轉身就成為著名作家，從容而篤定。

沒有想到如今讀了她的自傳，才發現她的掙扎過程比我艱辛得多，一次次的失敗、一次次被判定不合格，她花了二十年，才終於找到那道屬於自己的窄梯。這似乎也第二次激勵了我。她說英雄神話的目的，「是促使我們以某種方式行動，把自己身上英雄的潛能發揮出來」，她自己，正是在放棄模仿別人之後，才成為了自己的英雄。人生不需要因為一次或兩次的絕望就放棄，像是走在迴旋梯上，看似繞了一圈又回到原處，轉機卻會在生命的某一處，與你不期而遇。¹⁹🌏

附錄：凱倫‧阿姆斯壯著作年表

（依英文初版年份排列；中譯本以台灣繁體版為準，列最早的版本；無中譯本者，書名為本文暫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