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宗教多元主義 vs. 宣教

「宣教」或「宣教士」一詞，如今在教會內外面臨著極度分裂的觀感。我們從小在教會裡聽到的故事，馬偕、戴德生這些人都是開疆拓荒的屬靈英雄；但在教會外的世界，大家一聽到「傳教」，常常會覺得這是在侵犯別人的界線，甚至像是在急切推銷宗教產品的狂熱業務員。

我大學讀歷史系的時候，大家常在課堂上討論基督教的歷史作用。可是回到現實生活，如果你真的要拉同學去教會，氣氛常常會變得有點尷尬。我以前的教會青少契有一年到淡水老街發傳單、做路傳，那時候我非常緊張，總覺得自己是在叨擾別人。這種矛盾感，讓我想到陳思豪牧師曾經語出驚人地說過「基督徒不應該再去傳福音」──他反對用那種騷擾、或者半強迫的手段把人拉進教堂。他認為，傳福音應該是被動發生的，也就是基督徒要先活出讓人嚮往的生命，自然去吸引旁人。¹

活在現在這個後現代社會，其實很多基督徒的態度，已經逐漸轉向了宗教包容或是宗教多元主義。我們在跟別人互動時，可以很坦然地分享自己的信仰，但一旦要試著去「改變」對方，就會覺得難以啟齒，好像這是一種冒犯。這就讓我們不得不回頭問一個問題：基督教的「宣教傳統」跟「宗教多元主義」，這兩者真的是必然互斥嗎？

一般人的直覺大概會覺得這兩者水火不容。畢竟，宣教的預設好像是「我有真理，而你沒有」；所以多元主義就成了宣教的墓誌銘。堅持宣教的人，會覺得多元主義是一種妥協和投降；而擁抱多元主義的人，往往寧願把宣教改名叫作「服務」或「陪伴」。但我們或許可以重新思考一下：宗教多元主義，難道不能有一套屬於它的宣教觀嗎？

我在《無境界者》第四期中，就曾寫過一篇文章，叫作〈我願作十方橋──宗教多元主義在當代的建構與田野實踐〉。我在當時就提出過，作為「橋梁」的跨界者，是我們在建構宗教多元主義時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²

藉著這個概念，我們可以進一步反思：如果我們把宣教的核心，重新定義為彼此的「移動」與「改變」，用這個來取代那種「把真理硬塞給別人」的傲慢；那麼，宣教士是不是也是某一種跨界者、某一種搭橋者呢？如果沒有這種願意離開家鄉、願意在陌生人中間居住的跨界動能，宗教多元主義最後可能只會退化成一種舒服但封閉的相對主義──變成「我們彼此尊重，但我們永遠都不需要為了彼此而改變」。

因此，今天循著這個視角，我想邀請大家一起走入漫長的宣教史中來看一看：從這些走在最前線的「搭橋者」身上，我們究竟能學到什麼？

上帝的宣教

「宣教」（mission）源於拉丁文 missio（差遣、發送），最初是古羅馬差派特使的世俗用語；後被用來對譯聖經的希臘文 apostellō（帶著使命被差遣）與 apostolos（使徒）。其實在早期基督教，它只被用來形容三一神內部的差遣（也就是聖父差遣聖子與聖靈）。直到十六世紀，這個詞才變成我們今天熟悉的「跨海傳福音」。

二戰後的1950年代，當時教會面臨了亞洲非洲等地的反殖民浪潮，以及宣教士被全面驅逐出中國等重大挫敗，大家開始痛定思痛：如果宣教只是一項「教會事業」，那宣教可以說是徹底失敗了。神學界因此有了一個重要的轉向，他們意識到宣教是上帝的屬性，從而提出「上帝的宣教」（missio Dei）這個概念。³

說到這裡，大家可能對以前「校園書房」出版過的一本書很有印象，那就是福音派神學家萊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所寫的《宣教中的上帝》。這本書在台灣幾乎已經成為各個差傳機構非常重要的必讀經典。萊特在這本書裡有一句名言，徹底顛覆了我們的傳統認知，他說：「不是上帝差派祂的教會去宣教，而是上帝為祂的宣教預備了一間教會。」⁴

這句話的意思是，上帝才是宣教的主體，教會只是受邀的參與者。宣教從來不是教會的眾多任務之一，而是教會存在的唯一理由；教會必須走出四面牆，參與上帝在全地的計畫。

如果宣教是上帝自己的行動，那麼我們信的上帝，就不會是希臘哲學裡那種「不動情的上帝」（The impassible God）。宣教中的上帝，是一位充滿能動性的上帝：祂主動走向人群、主動呼召，甚至主動推著人的邊界移動。

本書也提到，宣教不是到了新約才開始的，它是貫穿整本聖經的主題。我們看《創世記》，上帝對亞伯蘭的呼召：「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創12:1-3）這段呼召由「離開」三個地方開始，卻由「萬族得福」結尾。移動與改變的宣教核心，早就在這裡了，而且亞伯蘭出發的時候，甚至還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不僅如此，舊約也多次暗示，上帝早就在「神的子民」之外行動了。《阿摩司書》有一段非常顛覆性的話：「耶和華說：『以色列人哪，我豈不是看你們如古實人嗎？我豈不是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也領非利士人出迦斐託，領亞蘭人出吉珥嗎？』」（摩9:7）阿摩司在告訴以色列人：你們引以為傲的出埃及，並不是獨家事件；上帝也為你們的世仇──非利士人和亞蘭人──做過一模一樣的事。這意味著，上帝的救贖史，在以色列的正典之外，還有別的版本。

所以，舊約不是沒有宣教，只是宣教的主體從來都不是以色列，而是那位不斷在移動的上帝，而人反而常常是被拖著移動的。就像《約拿書》裡的約拿，在故事中他根本不是宣教英雄，他本人反而是宣教的阻力；但他的抗拒，恰恰證明了上帝的能動性，遠大於人們僵固的觀念。

若我們從「上帝的宣教」出發，承認宣教是上帝的本質，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基督教的宗教多元主義所珍視的那些「跨界精神」，其實不是憑空出現的，在歷史上，它時常是從宣教最前線的現場，所碰撞出來的結果。

宣教史當中的「跨界」與顛覆

有一個現象在宣教史上一再重演：對教會既有認知造成最大衝擊的，鮮少是教會外部的批評者，而是教會自己派出去的宣教士。他們帶著完整的世界觀出發，在前線遇到無法處理的事實並寫信回母會，引起震動、審查與禁令──許多神學場域就是這樣被拓寬的。以下舉四個有名的例子。

（一）他們是人類嗎？

歐洲人抵達美洲後，面臨印地安人是否在挪亞族譜上的神學難題。若不在，他們或許能被視為亞里斯多德所說的「天生奴隸」而被合法奴役。面對殖民者的歧視，在前線宣教的墨西哥特拉斯卡拉道明會士賈爾塞斯主教（Julián Garcés, 1452-1542）寫信給教宗保祿三世（Pope Paul III, 1468-1549）論證印地安人有理性，同修會的米納亞（Bernardino de Minaya, 1489-1565）更親自回到羅馬遞訴狀，控訴西班牙殖民者奴役印地安人的行徑。1537年保祿三世頒布通諭判定印地安人是「真正的人類」。雖然西班牙王室隔年便施壓，逼迫教廷撤回執行詔書，但從這故事我們可以看到，真正急於為印地安人辯護的並非是羅馬的神學家們，而是前線的宣教士。⁵

（二）他們沒有文明嗎？

天主教的宣教士來到了中國以後，發現中國不需要啟示宗教就能建立完整的文官體制、運作龐大的文明。宣教士讀了某些中國經典後將其翻譯為拉丁文並寄回歐洲，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就深受這些宣教報告的影響。他在1697年寫的《中國近事》序言中，甚至公開提議中國應派「自然神學的宣教士」到歐洲，教導歐洲人道德觀。1701年，北京的法國耶穌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將伏羲六十四卦圖寄給萊布尼茲，他就以此印證自己發明的二進位算術。⁶耶穌會宣教士在中國將歐洲著作翻譯成中文，但也將中國著作翻譯成拉丁文，並寄回歐洲，這在當時歐洲所引起的中國熱，遠超過其工作對中國的影響。

（三）她們不能帶領嗎？

到了十九世紀，新教也進入了海外大宣教的時代，因為宣教工場普遍人手短缺，很多在宣教士母國原有的規定便因而鬆綁。1944年因為二戰戰事，澳門聖公會缺乏人手主持聖餐，主教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 1895-1975）臨時按立了李添嬡（1907–1992）為司鐸，但後來因為英國方面的反彈，最終她交回了聖職執照。⁷1971年，香港教區主教白約翰（John Gilbert Hindley Baker, 1910-1986）正式按立華人黃羨雲與英國宣教士喬伊絲·班奈特（Joyce Mary Bennett, 1923–2015）為司鐸，是主流宗派內的第一批正式的女牧師。荒謬的是，班奈特在香港是牧師，但等她退休回到英國就不是了，英國的主教嚴禁她主持聖餐，英國聖公會要到1992年才通過按立女性的法規。因此澳門和香港這些前線的宣教基地，反而是最早按立女牧師的教會，而英格蘭則要等到數十年之後才追上。

（四）他們沒有真理嗎？

除了在種族、文明、性別歧視上的突破以外，歷史上基督教多元主義的重要建構者，也大多是在前線直接接觸其他宗教的宣教士。1910年的「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Edinburgh）曾經有調查過前線宣教士與母會牧者對於「異教」的態度，結果反映出，大多數宣教士對於「異教」的好感度意外地高，不少人認為其中可能也有真理的要素在當中。⁸我們就來講相關的幾個案例。

倫敦會宣教士法夸爾（John Nicol Farquhar, 1861-1929）在1891年抵達印度，在加爾各答待了二十多年，於1913年出版《印度教的冠冕》（The Crown of Hinduism），論證基督是來「成全」而非廢掉印度教對真理的追尋。而進一步把這條思路走到底的是比利時耶穌會士杜普伊（Jacques Dupuis, 1923-2004），他在印度住了三十六年，回羅馬後出版《邁向基督宗教的宗教多元主義神學》（Toward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Religious Pluralism），主張其他宗教在上帝救恩中具獨立意義，非單純等待成全。2001年教廷信理部對此發出「通告」，要求其書要附上警告標語。

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出：宗教多元主義實則由宣教士自田野帶回，遠非神學院閉門造車的產物。宣教與多元主義難道互不相容？歷史的回答是，基督教多元主義實則是宣教的結果。

從宣教的上帝到跨界的上帝

如果宗教多元主義只是宣教史上的一個意外，那它就沒有什麼神學上的正當性。我們或許可以借用「空墳墓」的故事做為一種比喻，思考「真理」或許並非是被任何特定宗教群體所壟斷的。

七日的頭一日，黎明的時候，那些婦女帶著所預備的香料來到墳墓前，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了。她們就進去，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正在猜疑之間，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衣服放光。婦女們驚怕，將臉伏地。那兩個人就對她們說：「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這裡，已經復活了。」

──路24:1-6

這段復活的敘事，展現了耶穌故事的顛覆性。天使告訴這些跟隨者：妳們找對了人，卻徹底找錯了地方──因為祂早就先行一步，往別處去了。

這些帶著香料趕來墳墓的婦女，熱忱無懈可擊。但她們一廂情願地以為：上帝會永遠安分地待在大家為祂安排的那個位置裡。我們也常常因為自認「掌握了上帝的居所」而變得狂妄；而我們建立的神學院、守護的宗派傳統、教會建置，往往一不小心就變成了我們為上帝建造的框架。天使的當頭棒喝，修正了我們過於狹隘的神學地理學。

耶穌不可捉摸的行動逼著我們對「神論」進行深刻的修正。既然上帝始終是一位在歷史中先行一步的旅人，任何關於上帝的論述，都不能直接等同於祂的本體。那當我們把自己對上帝的認識當成其神聖的本體，並以此用來指責其他宗教時，這難道不也是一種「偶像崇拜」嗎？

之前在《無境界者》第二期，劭瑋寫過一篇〈教會外的信徒還在嗎？〉。在那篇文章中，就已經提到了「他者的上帝」的這個概念。今天，順著這個思路，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地，從「宣教中的上帝」轉向「跨界的上帝」。這讓我們深刻認識到，聖經裡所講的上帝的「跨界」，絕對不僅僅是地理場域上的跨越，它更是「真理概念」本身的跨界。

既然上帝的真理本身就是跨越邊界的，那麼，我們理當將傳統差傳訓練裡常講的「跨文化」概念，大膽地轉換為「跨宗教」的概念，這在神學上是完全合理的。這位跨界的上帝，那令人敬畏的他者性，正源於祂總是先行一步，佇立在我們尚未抵達的生命與信仰邊界之外。

聽見深淵的迴響

談到這裡，一定會有人質疑，說這不過就是把「宣教」改名叫作「宗教對話」，讓大家客客氣氣地交換心得罷了。但這樣便是低估了多元主義宣教的「顛覆性」，而詩篇正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理解這項差異的獨特意象。

你的瀑布發聲，深淵就與深淵響應，你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

──詩42:7

這個隱喻誕生在詩人被流放的痛苦之中。它告訴我們，相遇的雙方都是深不可測的深淵，都有各自的黑暗與豐沛，這徹底顛覆了傳統宣教那種居高臨下的「給予者和接受者」的架構。此外，它最震撼的是那句「你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它揭示了這場相遇是充滿沒頂危險的。任何毫髮無傷、只是去「增廣見聞」的客氣對話，根本沒有觸碰到這種靈魂撕裂的深度。

後自由神學家林貝克（George Lindbeck, 1923–2018）在《教義的本質》裡曾主張：基督徒的宣教，有時候可能是鼓勵馬克思主義者成為更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鼓勵穆斯林與佛教徒各自成為更好的穆斯林與佛教徒。⁹

這番話在當時非常具有解放性，因為它粉碎了「對方不改信就是宣教失敗」的傳統認知。可是，如果我們細讀「鼓勵他們成為更好的他們」這句話，仍會察覺裡面還是藏著一種隱蔽的傲慢。因為在林貝克的公式裡，改變只發生在單方。此時的「我」依然置身事外，用慷慨的舉動來掩飾自己對自身觀念的保護。這既避免了去征服別人，但也拒絕被對方觸碰。

但我認為，真正的相遇，要求雙方共同經歷蛻變，就像深淵與深淵的猛烈響應。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前面說，我們必須把傳統差傳裡的「跨文化宣教」，大膽地轉換為「跨宗教的多元主義搭橋行動」。在這種跨宗教的搭橋中，我們的核心思維必須徹底翻轉：我們走出去的第一使命，不再僅僅是去「改變他者」，而是去「改變自我的群體」。

跨界者走到他者中間，見證了神聖與真理在其他宗教的臨在，然後把這份全新的認識帶回到基督教，來改變基督教本身。這種宣教而帶來自我的改變、基督教本身的更新，過去被認為只是宣教的「副產品」，但我們如今主張，這就是宣教的「首要目的」！上帝差遣我們出去，不是為了把一套完整的真理推銷給別人，而是為了讓我們在相遇中被重塑，使心意更新而變化，帶著對真理的全新認識而回歸。

當然，這種靈魂交織的相遇是很不容易的，其難度與挑戰度與過去各種跨文化的宣教相比，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學者柯尼（Catherine Cornille, 1957–）就認為，礙於雙方過去對自身傳統的成見、與自身宗教的利益綁定，真正的宗教對話「幾乎是不可能的」。¹⁰因為它同時要求極度的謙卑與深度的委身。缺乏委身的謙卑會流於空洞，而缺乏謙卑的委身則會走向暴力。但上帝正是那在沙漠中開江河、在曠野中開道路的神，相遇型宣教，正是要求我們同時握緊這兩端，在波浪洪濤中，勇敢地成為那一座橋。

成為自己故鄉的半個異鄉人

現在，讓我們把焦點回到宣教士本身。

宣教士的離家，本身就是一個神學宣告──它宣告了「上帝不是我們本地的財產」。這就像一場屬於宣教士的「奧德賽」（Odyssey）之旅。就像史詩裡的奧德修斯一樣，當你踏上旅途，出去了之後，你自己會改變，你的家鄉也會改變；最終你會發現，這個「跨界尋找的旅途」本身，就成為了生命的意義。

但在奧德賽的旅程中，真正的難處不是出海，而是「回家」。

宣教士去到了別人的地方，久到自己成了半個當地人；然後有一天他回到自己的地方，卻發現自己在那裡也成了半個外人，但正因為如此，他便有了進一步的動力，將其在前線被改變之處，帶回給自己的同胞。這就是跨界者的孤獨，也是他神聖的職分。

宗教多元主義之父雷蒙‧潘尼卡神父（Raimon Panikkar, 1918-2010），他最早在西班牙跟母親信仰天主教，成為神父後他才跟父親回到印度。他後來就以「旅程」來說明他宗教認識上的多重身份，他說：

當我離開歐洲時，我以基督徒的身分離開，此後我發現自己是一位印度教徒，之後又作為一位佛教徒歸來，而我又從未停止作一位基督徒。

他既教授天主教神學，也為印度教經典的整理做出貢獻，在這樣的旅程中，他不再只是單單屬於哪一個宗教，他本身就成為了一座跨宗教的橋梁。¹¹

如果要舉無教會歷史上相似的例子，我所想到的就是井上伊之助（1882-1966）。他父親因早年的衝突被原住民所殺，但他卻遵守「要愛你的仇敵」的教訓，接受嚴格的宣教士培訓，而後將大半生奉獻給台灣的泰雅族。戰後被遣返回日本，寫下了《台灣山地傳道記》，¹²樂於和人分享台灣原住民的倫理觀與文化，並堅決地與日本人、漢人對台灣原住民族的歧視相對抗。他面對歷史的對立與衝突，堅決地要以自己的肉身為兩邊搭一座橋，並在其奧德賽之旅中，致力於消除偏見與歧視。

但接著，我們要思考，這座橋到底通往哪裡呢？宗教多元主義的宣教的最終目的為何？

這時我們就可以來看到另一段聖經故事，在《路加福音》中，耶穌復活後，有許多門徒都在傳聞此事，但並沒有真的見到他，因而半信半疑。有兩個門徒離開耶路撒冷往以馬忤斯去，他們因為耶穌的死而感到氣餒，準備回到以前的生活。在路上，有一個陌生人加入了他們，聽他們把整件事講了一遍，然後為他們講解聖經。到了村口，聖經寫道：「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走。」（路24:28）這位復活的主，顯示出要繼續走下去的樣子。但門徒主動強留他說「時候晚了，請你同我們住下吧」，他才進去。而當他們坐席擘餅的那一刻，聖經說：「他們的眼睛開了，這才認出他來。耶穌卻從他們眼前消失了。」（路24:31）他們是事後才恍然大悟地說：「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

真理在哪裡？不在聖殿裡，不在耶路撒冷，不在我們自以為正確的宗教實踐中。真理，便是一條路程，而且是在我們與不認識的陌生人同行的時候，我們往往是事後才知道「開了眼」，看見真理就在我們的身邊。

真理不在此方，也不在彼方，真理就在路上；而我們往往是在事後，才認出自己曾與誰同行。

溫柔的叩門與敞開的接待

正如同跨文化的宣教士，在田野中必須對不同的文化處境與權力位階保持高度敏感；我們今天作為宗教的跨界者，也不該只是一股腦兒地將自己的理想與神學加諸於他人。我們必須先學會識別對方宗教與我們的差異，謹慎地不去抹消他者的「他者性」，並且避免產生傲慢的文化挪用。

有了這樣的基礎，我們可以對宣教的態度，做一個聚焦於「真理歸屬」的簡單三分法。

第一種是「守護型」宗教：認為真理在我們群體中，而且不外傳，不想接觸他者。這常見於曾受迫害、或與特定土地血緣綁定的群體，或某些秘傳的教派。「不外傳」是他們為了保護信仰遺產的生存策略。這一型有它的歷史脈絡與尊嚴，我們沒有資格直接居高臨下地評價它。

第二種是「普及型」宗教：認為真理在我們群體中，但我們願意與他者分享。這是傳統宣教的典範，它把宗教身分從出生中鬆綁，讓陌生人也能加入「我們」，這非常有解放性。但它有一個未經檢驗的前提，那就是「真理的中心永遠在我們這裡」，這導致宣教的運動只有單向的，總是只有我們去改變他者。

第三種，也是我認為最關鍵的「相遇型」宗教：我們的群體遇見了真理，但我們並不「擁有」真理。我們確實遇見了真理，但遇見不等於擁有。門徒遇見了復活的主，但正因為祂已經往加利利去了，門徒就不可能把祂打包裝進自己的行李箱裡。既然真理不被我們壟斷，上帝的作為本來就多於我們所知的，那麼真理也可能在他方。所以我們必須從「普及型」宗教走向「相遇型」宗教，把單向的宣教變成雙向的交流。

但面對不同類型的宗教，我們必須採取不同的策略來叩門。對於基督宗教、佛教、伊斯蘭教這類普世宗教，推動相遇與對話是我們共同的責任。然而，面對那些與土地、歷史創傷緊密相連的少數族群信仰，或者是文化資本與權力不對等的狀態下，例如以基督教去面對祆教、民間宗教、原民信仰等單一文化的宗教時，如果我們強勢地逼問「你們為什麼不跟我們對話？」這本身就是一種隱蔽的帝國殖民與文化壓迫。

面對他們，我們跨界的方法必須徹底翻轉：從主動的「進入」，轉化為「守護他們的門檻」，我們應該尊重他們擁有拒絕對話的權利。但同時我們也知道，世上不存在真正完全封閉的文化。任何一套承認真理超越性的神學，都無法斷言真理「不可能」出現在邊界以外。所以在最尊重門檻的立場上，我們既不粗魯敲門，也不冷漠轉身，但我們從縫隙中伸進我們的腳，讓改變悄然發生在彼此心裡。

這就是我想為多元主義宣教留下的定義：「請不要關上你的門，因為我的一隻腳已經踏進來了。」這是一個帶著風險的邀請，因為當我把腳踏進你的門，我也把自己的重心交了出去，因此我也等待著被你所改變。

最後，跨界這件事，不僅僅發生在「走出去」的時候。有些人選擇做勇敢出發的旅人，但也有些人選擇留在家鄉，做好一位「家主」，這也是同樣重要的。這些家主所需要做的，是如同接待天使一般地接待客旅，如同亞伯拉罕一樣敞開帳篷，歡迎其他宗教的跨界者來為我們帶來改變，並誠實地向世界承認：我們遇見了光，但我們並不擁有這道光。

結語：在加利利與全地的上帝相遇

回到我們起初的提問：宣教傳統與宗教多元主義，真的註定互斥嗎？

在宣教史中，我們常聽到《使徒行傳》中的這節經文：「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用以說明基督差派教會去宣教的大使命，不過這段經文雖然激勵人心，卻也將耶路撒冷教會視為中心的預設，真理是以此為中心向外輸出的。然而，在馬太與馬可福音的敘事中，耶穌復活後，並沒有留在耶路撒冷，而是比門徒先一步往充滿外邦人的「加利利」去了。祂拒絕被任何群體私有化，總是在我們抵達前，就已經先走向了邊界之外。

承認真理具有他者性，並不會減損我們的信心，反而符合我們與他人互動的經驗。因此，基督教的宗教多元主義不僅不排斥宣教，它本身便是宣教結出的果實──它見證了真理拒絕被任何人壟斷。宣教士仍然需要出發，但必須卸下征服者的姿態；在盼望世界轉化前，必須要先預備自己被世界所改變。當然，這種跨界的開放不是毫無底線的妥協；當看見罪惡與壓迫時，絕不能以「尊重文化」為藉口而保持沉默。2011年，宗座宗教交談委員會、普世教會協會與世界福音聯盟共同發布〈多宗教世界中的基督徒見證〉（Christian Witness in a Multi-Religious World），在彼此歧異的神學立場之間仍同意：任何見證都必須排除欺騙與強迫。因為「手段本身就是信息」──若福音必須透過剝奪他人自由來傳播，那它就是在親手絞殺自己所宣稱的愛。

潘霍華在獄中曾寫下：「教會只有在為他者存在時，才是教會。」¹³基督教的宗教多元主義所提出的激進主張，便是對教會此一特質的實踐。

當「宣教的上帝」成為了「跨界的上帝」，宣教就不再是一種吞噬世界的企圖，而是一股使人走出自我的觀念、彼此成全的動能。這將是一種嶄新的基督教，如此的基督教才有資格宣稱，自己所傳講的那位上帝，真的是全地的上帝。

而這位上帝，祂不在這裡，祂比我們更早，就往加利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