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簡介

本期《無境界者》龐君華會督紀念專刊，也特別邀請現任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的吳昶興教授接受專訪。吳老師與龐會督初識於 1996 年吳老師牧養城中教會時，後相識相交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組（後改名崇基學院神學院），兩人是神學進修時期的師兄弟，隨後更在城中教會的堂會事奉中，維持了長達近二十年的同工情誼。

作為華人基督教史學者，同時也是城中教會的義務傳道，吳老師具備了學術與牧養的雙重視角。本次專訪旨在透過這位夥伴與同工的視野，探討龐會督如何在地方堂會中推動衛理宗傳統的更新，並看見兩位神學同行者如何以「彼此成全」的姿態，在各自的職位上深耕、守望衛理宗的信仰遺產。

──張辰瑋
2026.05.25

受訪者簡介

吳昶興教授，1966 年出生於嘉義，現任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並於 2018-2025 年間擔任該所所長，同時是衛理公會城中牧區義務傳道。1988 年就讀東吳大學期間，加入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安素堂，並參與該堂青年團契，擔任團契主席與輔導。1990 年代起進入台灣浸信會神學院受造就，並先後於基隆暖暖的浸信會聖光堂、新店的衛理公會聖保羅堂實習，後於 1994 至 1996 年間在衛理公會城中教會擔任傳道，師承周聯華牧師（1920-2016）、林述鼎牧師（1925-1999）等前輩，奠定他兼顧教會牧養與學術研究的志向。

1994 年道碩畢業後於城中教會牧會兩年，1996 年赴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組進修，先取得東南亞神學協會神學碩士（1998），後考上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哲學碩士，一年後直升博士班，2001 年取得哲學博士。返台後曾於台灣浸信會神學院任教，後因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邀請，轉至該校任教至今，研究領域以華人基督教史、唐代景教與基督教中國本色化運動為主，並一直擔任衛理公會城中牧區義務傳道至今。

在城中牧區與神學教育的事奉中，吳老師與龐牧師長期搭配經課式講道、推動禮儀更新與門徒造就課程，並於龐牧師擔任衛神代理院長與院長期間擔任神學院顧問，參與了對台灣衛理公會的神學教育與循道宗傳統的回歸。

從天主堂到衛理公會：信仰追尋的歷程

辰瑋：老師您原本是出身於衛理公會的嗎？想先請您分享您的信仰背景，以及為什麼後來會選擇浸神。

吳教授：我是1966年9月上旬出生在嘉義，出生七天後，禮拜天時，媽媽就帶我在嘉義民生聖母七苦天主堂受洗，因為我母親是天主教徒，她當年5月才受洗，所以很自然我出生之後，她就把我抱到天主堂受洗了。所以我從小是在一個比較有天主教氛圍的環境成長，對基督宗教基本上不陌生。國中就讀輔仁中學，曾在週六下午擔任輔祭協助神父。高中之後因為忙著升學，比較疏遠教會。等到考到東吳大學的時候，最早是在召會聚會。

因為召會在校園內的宣傳很積極，大一剛到東吳大學報到時在餐廳用餐，就有召會的弟兄來傳福音，邀我到薩爾瓦多大使館旁邊他們的聚會點，我就在他們所住地方的浴缸裡又受了一次浸禮。大一第一個學期就住在召會弟兄之家，跟他們一起聚會。可是後來我覺得他們的信仰太瘋狂了，每天早上六點就起來讀經禱告，然後晚上又是讀經禱告才能上床睡覺，禱告完就得睡覺，不可以再偷偷讀書。可是我當時才大一，要讀很多原文書，根本不可能在那麼短時間完成老師指定的閱讀作業。所以我都拿著手電筒在棉被裡偷偷看書，後來被一個日文系的學長發現，他不是罵我，而是跪在窗前用力打自己的臉，跟神懺悔說他沒有做好教導弟兄的責任。

我們宿舍的輔導是一對新婚夫妻，當時李常受發起了所謂的「交出來運動」，因此他們非常火熱，把結婚的金飾、首飾統統都拿出來奉獻給教會。我在宿舍中，常跟我們的輔導呂某某弟兄有辯論，辯論過程中他常常被我問到啞口無言，他就會斥責我的信仰。我覺得在弟兄之家信仰不能夠理性的討論，甚至不能夠被客觀的辯論，很沒有意思，所以住了一學期之後我就離開了。

後來大二下我認識了女朋友，也就是現在的太太，她當時是東吳安素堂青年團契的主席，因此就邀請我去安素堂聚會。當時青年團契的輔導是王偉強弟兄（後成為牧師）——他現在在墨爾本牧會——他是台大外文系畢業的香港人，他太太何明珠的父親是當年英文報紙《台北郵報》（The Taipei Post）的主編。他們兩位代表導航會在東吳大學服事人文組，理科組則是現在搭配馮君藍牧師於士林有福堂事奉的胡紹明牧師。在他們的帶領下，我在 1988 年雙十節前夕正式加入安素堂，成為會友，會籍從此就在衛理公會。

辰瑋：那老師您是什麼時候走上就讀神學院的呼召？又為什麼選擇浸神（台灣浸信會神學院）而不是華神（中華福音神學院）？

吳教授：當我在思考人生道路的時候，覺得全職服事主是很美的事，也有聖經的印證，就是亞伯拉罕被呼召的那一段。所以我就決定報考神學院，華神跟浸神我都有去考。但是我去華神的經驗讓我感覺那裡太像補習班，一大棟建築裡滿滿都是人，給我感覺不太像一個學校。所以我選擇比較有 campus 魅力的浸神。雖然後來我知道當時浸神的老師，沒有很多人都有博士學位，但是有周聯華牧師、還有張真光院長在，我覺得做研究只要能夠跟某個老師學就夠了，所以我那時候就選擇去浸神。

我 1990 年進到浸神， 1991 年結婚。三年裡神學院實習第一年的實習是在基隆暖暖的浸信會聖光堂，當時的主任牧師黃懋昇牧師年紀有點大，師母何綽儀是香港人，信仰非常保守，但牧師、師母兩位在那裡刻苦事奉幾十年沒變過。由於牧師宿舍沒有多餘的空間，因此每週五、六聚會後我就睡在教堂的閣樓上，靠著鐵軌轟轟隆隆的聲音入眠。那是我第一次體驗到「埋在一個地方默默耕耘」的牧者生命。我第二、三年的實習是跟林述鼎牧師（1925-1999）在衛理公會的新店聖保羅堂，其師母是盧淑恬牧師（1918-2004），時為衛理公會天恩堂主任牧師。林牧師曾在台南神學院教授新約希臘文與新約神學，是完全不同的風格，非常具有學者氣息的牧師。

辰瑋：您跟林述鼎牧師學了哪些東西？這對您後來理解龐牧師有什麼影響？

吳教授：林牧師的查經是發英文的Commentary （聖經註釋書），我們每個人手上拿著不同作者的Commentary，比如查《馬太福音》，他就會給我們各家學者寫的不同註釋本，輪到誰就分享那本的內容，然後牧師再為我們總結。這樣的查經方式從來在一般的教會沒有。導航會的查經像填空題式的，只是讓你熟悉聖經而已，根本不算真正的查經。林牧師讓我開啟一個新的世界，他甚至在教會還開過德文查經班，當時有一個台大醫學系的季瑋珠教授就跟著他學。他自己道學碩士在台灣神學院讀的，後來去加拿大 McGill 大學拿了S. T. M.（聖道學碩士），後來也有在南神任教。他是研究《約翰福音》的專家，所以後來我聽過龐牧師講《約翰福音》裡面的「七個我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因為那是林述鼎牧師的專長，龐牧師在這方面應該也曾受教於他。¹

林牧師也是把「經課講道」（Lectionary）²這個傳統從我們這一代傳下去的人，他在聖保羅堂時，我們都是跟著他走經課。雖然他不是標準的經課講道，仍然偏重於做解經，龐牧師後來走的更為標準的經課跟禮儀，主要是受香港的影響，香港循道衛理會真的非常嚴謹去執行傳統的衛理公會禮儀，而且是英美結合得很濃厚的那種。我跟林牧師、跟龐牧師之間，其實都有這個傳統的傳承關係。

與龐牧師在香港的同窗情誼

辰瑋：您後來為何會再選擇到香港進修，並且又是怎麼跟龐牧師認識的？

吳教授：我之所以 1996 年會去香港讀書，是因為林述鼎牧師當時正在推動希望能成立衛理神學研究院，指定我作為衛神的師資要培育我。本來我要去美國讀書，但林牧師建議我不要去美國，他建議我去香港崇基，因為龐君華 1988 年就先去了，他認為龐君華去崇基之後整個人脫胎換骨，很不一樣，那裡值得去。所以林牧師 1996 年安排我跟龐牧師見面，那年暑假龐牧師剛好回台灣，這是我第一次認識他。後來我去報考崇基，可是已經過了考試時間，所以我被安排在台灣神學院的圖書館一個人考試，他們把考卷傳真過來，我就在台神圖書館一張大桌子上答題，答完再請台神把答案傳真回去。那時候台神跟崇基都是東南亞神學協會的成員，所以等於協助崇基幫我進行這個考試。

那時候崇基神學院神學院還不叫神學院，全名是「崇基學院神學組」（Chung Chi Theological Division），2004年8月1日才正式易名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當時神學組的主任是盧龍光牧師。我在台灣的學歷難以考進香港中文大學，所以我先去讀東南亞神學協會的神學碩士，然後再申請上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的哲學碩士（M.Phil.），然後直升博士班，在2001年拿到香港中文大學的哲學博士。

辰瑋：那老師您對龐牧師的最早印象是什麼？

吳教授：他那時候很年輕，沒有後來的大鬍子，我認識他的時候他三十多歲，孩子龐亮軒還很小、很可愛。我覺得跟他有一層更深的關係是，肇悅姐的父親正好就是林述鼎牧師的英文團契查經班學員，所以我是先認識肇悅姐的爸爸，然後才認識他們夫妻倆。

龐牧師人非常和善。我去香港讀書的時候，正好是他搬家之後，我就接著住在他們原本住的房子，崇基的神學樓四樓最邊間，那時候租金一個月六千港幣，非常貴，學校安排我住那，所以我隔壁就是盧龍光老師，我們的老師也都就住在那裡，所以師生之間的感情也非常好。我覺得龐牧師因為以前在校園團契服侍過，是一個滿細膩的人，給我的感覺他真的就是天生就是牧者，雖然他那時候還沒有按立做牧師，但你看到他，會覺得他就像個牧者。

辰瑋：除此之外，您還龐牧師在香港的互動，還有哪些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吳教授：到崇基以後，我第一年讀書非常拼，因為香港教學是兩文三語，還要學廣東話跟英文，前半年很辛苦。 1996 年 12 月我回台灣休息，回去就生了一場大病，白血球升高，發高燒。我岳父是醫生，所以先在家裡為我吊點滴，後來沒用，再送到高雄榮總，每天以點滴施打兩千毫克的抗生素。但是 1 月香港就要開學，我不想錯過上課，所以提前出院，榮總開給我一大包的抗生素，我帶著五天的藥回香港。

回到香港過了三個月，有一天主日我又一樣發高燒，燒到開始胡言亂語、做夢，我覺得我的上半身跟下半身好像斷裂，無法下床。我太太緊急打電話給龐牧師，他那時候住在粉嶺，我們學校在沙田。他開著他那台藍色的小轎車，從粉嶺一路開到崇基。我們住四樓，那時沒有電梯，他就走樓梯上來，從我家裡把我從床上背下來，一層一層走到一樓，再開車送我到沙田威爾斯醫院。那天是主日，我事後想他應該是有實習要去事奉的，但他就先把我送到醫院。我緊急住院差不多一個禮拜，再轉到另一個地方服用抗生素，後來才順利出院。這是我第一次被龐君華牧師「背」，而且是真的從四樓背下來，他真的蠻照顧我的。

辰瑋：您在香港跟龐牧師除了崇基的同窗情誼外，還有什麼學術上的合作嗎？

吳教授：1996 年龐牧師讀完 B. D. （道學學士），轉去做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宗文社）副社長，那一段時間我們就有一些學術上的往來。他跟一位陳健光博士合作，要做中國大陸地方志中基督宗教區塊的索引。但他們兩個都是大忙人，這個索引涵蓋大陸 1980 年代初的「新方志」，大概有兩三千本，放在香港中文大學田家炳樓的八樓。我整個暑假泡在田家炳樓，每一本地方志翻出來看裡面有關基督教、天主教的內容，記錄在第幾頁有什麼東西。後來他們在 1998 年 10 月出版這套方志，基本上所有的內容都是我做的，這對我後來做華人基督教研究也很有幫助，因為沒有什麼人跟我一樣，把所有的方志都看過一遍。

那個時候香港雖然剛回歸，但跟中國的關係很緊密，大家對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教會非常有興趣，不管是三自還是家庭教會。這也標誌出龐牧師當年對大陸教會的一個學術關注，他從文獻去著手，宗文社一名研究員鄧肇明則是做更多實地訪談，並先後出版《滄桑與窘境──四十多年來的三自愛國運動》（1997）、《承受與持守──中國大地的福音火炬》（1998）兩書，對當年中國教會現況的瞭解非常有幫助。³

城中教會恢復禮儀崇拜的過程

辰瑋：龐牧師1999年回到台灣，2001年8月起調派至城中牧區，他在城中做了哪些革新？您覺得最具體呼應他「恢復循道精神」志向的實踐有哪些？

吳教授：他一回來台灣，就把香港循道衛理會那一套禮儀，整套搬過來。其實他剛回台灣的時候有講過一件很特別的事，他要服事，總會竟然沒有教會派給他，當時的會督跟他說：「你要的話，就自己去開拓」，所以他才自己去南京東路成立「衛蘭團契」，後來颱風淹大水又換地方，兩年後他才把衛蘭團契帶到城中。所以城中有一個早堂、一個午堂（衛蘭團契），早期兩邊不太見面，也不太有關係。

2001 年他一來城中教會做主任牧師，馬上就有會友跑來找我告狀，因為我比他還早就在城中，所以就有會友來跟我說：「那個龐牧師搞很多那種點蠟燭啊、進場啊、拿十字架啊，很像天主教。」希望我能夠處理，我以前是城中的傳道，輩份上比較資深，而且我 2001 年拿到博士回來時，就在城中聚會，很多會友都認識我。

他們非常受不了龐牧師一來就那種進場、拿旗子、拿十字架、點蠟燭等等，這些禮儀在香港我們很熟悉，不會覺得突兀。可是台灣的會友在過去這麼長的時間，極度缺乏對衛理公會傳統禮儀的薰陶。即便是林述鼎牧師在任的時候，也沒有玩到這麼極致，他只在講道上有經課講道，但禮儀上跟一般教會沒兩樣。

龐牧師回來以後跟我分享，他剛開始嚇了一大跳：「崇拜不就這樣嗎？為什麼他們會有那麼大的反彈？」第一個主日做完，整個教會就大反彈。我認為他剛回來也沒有牧養過其他教會，所以感受不到台灣衛理公會在崇拜當中是怎麼運作的，他理所當然以為台灣衛理公會跟香港衛理公會一模一樣，沒想到引起這麼大的反彈。

辰瑋：所以禮儀的衝突期維持了多久？

吳教授：這個反彈維持蠻長時間，大概六、七年之後他才慢慢做協調，做了很多的調適與調整，怎麼樣讓會友可以接受。但是他基本上從來沒有妥協「經課講道」這一塊核心，你看現在台灣衛理公會的三十幾間教會中，真正在走經課式講道的教堂，大概只有六間，這是很慘的一個現象。所以真正禮儀做得最濃厚的就是城中，因為有龐君華。

這跟整個台灣衛理公會的氛圍有關。1970 年，華神成立之後推廣超宗派，所以很多具有華神背景的牧者，雖然身在衛理公會，但根本上他的思想完全不衛理宗。他們經常在談論超宗派思想，甚至還把衛理宗的傳統精神盡可能地拿掉。你看台北衛理堂，後來也都是在推敬拜讚美，甚至有牧者是有召會背景的，也否定禮儀，因為他們的理念裡面，就是覺得禮儀是一個很糟糕的東西，是天主教的迷信。這種反禮儀的現象，在台灣衛理公會慢慢就成為一種主流。所以龐牧師其實是一個人在對抗整個宗派的慣性。

辰瑋：除了禮儀，龐牧師在城中還做了哪些深根的事工？

吳教授：龐牧師這二十年來，在城中主要做的就是禮儀崇拜、紅本綠本門徒課程，加上泰澤祈禱。我認為他前期的貢獻大概是這三大塊：先做好紅本、綠本門徒，把它做起來；然後再來做泰澤祈禱，跟胡國楨神父、跟聖公會合作。這樣紅本綠本的門徒課程更可以跟天主教、聖公會合作，大家可以互相截長補短、互相交流。這些是他典型 ecumenical （大公派）的做法。

還有就是把三個原本獨立的單位——城中教會、東吳城中校區、衛蘭團契——合併成一個「城中牧區」。早期是叫牧區，但事實上還是分堂。後來這三塊才併成一塊。在這個過程當中，曾經有飛鴿詩班、童想詩班等團體也參與我們的崇拜事奉，那段時間也是很特別的過程。慢慢到現在詩班指揮變成王微儂姊妹，已經是比較後期的階段。

講道訊息上，他主要參考美國衛理公會經課講道的ABC三年循環，裡面有一些衛理公會學者的講義，比如Walter Albert Brueggemann 這一類很有名的聖經學者。⁴他也辦過神學沙龍，最早是跟柯志明、胡紹明那邊合作的「基督徒學會」，後來基督徒學會吵架解散，剩下柯志明、胡紹明跟葉仁昌他們的《獨者》論刊。⁵觀念上的衝突應該是因為龐牧師比較開放、包容性比較強，柯志明他們則是比較保守。

義務傳道：成全者的角色

辰瑋：那老師您是怎麼成為城中牧區的「義務傳道」的？這個制度在台灣衛理公會中是是城中教會首創的嗎？

吳教授：對。龐牧師其實是仿效香港的「義務教師」制，香港循道衛理會有「義務教師」這個制度，邢福增老師也是香港安素堂的義務教師。龐牧師回來台灣後，因為我們沒有「教師」這個稱呼，所以才改叫「義務傳道」，協助堂會牧師站講台、做主日學或教導工作。

2001 年我從香港讀完博士回來以後，在浸神教書。龐牧師知道後，就請我擔任城中教會的義務傳道——這也是台灣衛理公會第一個義務傳道，等於說我是示範性的。我主要就是站講台，協助他講經課講道。在我還沒到中原大學之前，因為住在浸神，距離城中很近，坐 22 路公車到中正紀念堂走過去就到城中，那時候一年大概接近十次幫龐牧師站講台。後來工作越來越忙才慢慢減少。

龐牧師的講台，除非是總會規定要交換牧者，基本上不太請外人的，早期衛蘭團契時期還有郭曜郎會跟他輪流站講台，後來郭曜郎離開，講台幾乎就只有他跟我。他不輕易把講台隨便讓出去，他非常固守經課講道這樣子的一個講台。他自己也覺得我跟他搭配是最好的，後面雖然也有其他義務傳道參與，但是也不多，你可以翻我們的週報就看得到，基本上講道他都親力親為。

辰瑋：那老師您當初為什麼沒有選擇被按立成為全職牧師？

吳教授：我 1991 年到 1996 年在浸神畢業後曾做過兩年傳道，本來是放在牧職委員會名單裡頭的。後來我去香港讀書，曾紀鴻牧師做會督的時候曾經到香港見過我，是在油麻地的 YMCA （基督教青年會）跟我約見面。我可能那時候跟他講說我要專心在學術上發展，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見完面、跟我談完之後也沒有下文，後來我就自動被牧職委員會除名，也沒有收到任何通知。除名的時間點應該是在1998、1999年。我也沒有去追究總會為什麼把我除名。

我後來是覺得反正我已經在浸神作專任老師，在衛理公會就純粹是一個會友了，沒有任何牧職身份，也就不去計較。但我仍然參加衛理公會的聚會，因為我心中比較喜歡的還是禮儀的崇拜。龐牧師在城中教會做的事情，我覺得很好，我也跟他一起參與，對禮儀有時候給予一些意見，大家一起來讓教會的崇拜做得更好。

但因為早期會有會友跑來跟我告狀，所以後來我就選擇不參加執事會。簡單來講，就是我禁言啦，因為我覺得不要讓教會感覺有兩個頭。我雖然沒有身份，可是會友會找我，因為我在城中的職歷比較深，他們會要我去勸龐牧師處理某些事情。但我認為我們應該尊重現在的牧者，我不希望我在城中裡面過度介入，所以基本上我不介入，只聽，但不表達意見。我甚至選擇不參與在衛理公會裡所有的行政工作，後來翁嘉慶當執事會主席的時候跑來問我：「你怎麼都不來開會？」我就跟他講我的理由。

我是作為一個成全者，去成全龐牧師要做的事工。因為我覺得這樣對教會比較和諧，也讓龐牧師可以更好地帶領教會。

龐牧師在衛理公會內部的革新

辰瑋：龐牧師後來分別也有擔任衛神代理院長，總會的牧職會長、直到當上會督，他最期盼推動哪些層面的革新？實際推動的成效又如何？

吳教授：大概 2011 年起他在城中提出「內尋靈性深度，外展事奉服務」，這成為他後期在神學院跟教會牧養時十分重要的口號。這個分水嶺剛好是他回台之後大概十年多的時間。我認為他在總會最重要的革新，就是用這兩句口號去激勵大家，並且盡可能說服大家接受衛理宗的傳統禮儀與經課講道。他甚至請我幫忙到台北衛理堂做經課講道的示範，他自己也常常去不同的衛理堂做經課講道，希望把在城中建立的這一套衛理宗傳統擴散出去。

但我認為不是每個堂會都能接受恢復傳統的禮儀。後來當龐會督從會督任上卸任之後，很多堂會的崇拜又還是改回敬拜讚美。他們表面上滿尊敬龐會督的，但是當龐會督不再位置上，他們又逐漸回歸到原來的樣子。這代表他們並沒有真正接受龐會督所推動的東西，所以很可惜。

辰瑋：那龐會督過去有特別跟您提到他所認為的「循道精神」是什麼嗎？

吳教授：如果要提的話，我認為他有跟我分享過最重要的觀念就是「負責任的恩典」（Responsible Grace）——也就是說我們這些蒙恩的人去承擔弱勢者的需要，在這個情況下去實踐上帝給予我們的恩典。所以像他也是在2011年開始，就有帶領城中的會友定期到一壽療養院進行探視，在他的號召之下，這個服務就做得蠻好的，像楊一梅她們都很投入。另外一個就是「恢復上帝的形象」，像他多次推薦的《新的創造》這本當代循道神學代表作，也很強調這一脈的循道思想。⁶

但其實他從來沒有用「改革」這個詞，我從沒聽他講：「我要改革台灣衛理公會」。他只是說我們應該「回到循道宗傳統，回到衛斯理精神」。他用的是「回歸」而不是「改革」，因為我們本來就有一套東西在，他只是讓我們可以回歸到原汁原味的衛理公會。這是我的感覺。

辰瑋：後來當龐牧師在衛神做代理院長時，也有和吳老師您合作嗎？

吳教授： 2011 年到 2014 年龐牧師擔任衛神代理院長的時候，請我擔任神學院顧問。2016年他第二次當代理院長室接在吳基仁牧師之後，只有很短的幾個月。那我給他擔任衛神的顧問期間，給他最大的幫助就是在師資延攬上：魏連嶽、李麗娟、張聖佳夫婦、曾念粵等老師，都是我推薦過去的。我跟他講說：「神學院要好，重要的關鍵在師資，而不是在設備——有好的老師自然就會吸引很多的學生」。所以那時候衛神在師資上是相當完備的。

可是後來的發展就有一些誤解，導致幾位老師相繼離開，很可惜。龐牧師 2013 年中風以後行動不便，他就比較努力在做「靈修」這一塊，把每一天的讀經和祈禱用經課的方式寫成靈修材料出來。我認為他是有步驟地在發展，從經課講道、禮儀更新、門徒造就、到靈修培育，這是一條完整的線。

辰瑋：那後來的會督有延續他在衛理公會當中的革新嗎？

吳教授：後來的很多牧師，雖然表面上也都不會說經課講道和禮儀崇拜不好，但事實上，他們沒辦法去貫徹龐會督的理念，所以他卸任之後也很無奈。還有衛神後來的幾位領導者和老師，龐牧師要卸任院長時，也任用、推薦他們，但後來都發現他們也都不能夠把神學院帶得更好，這些都很可惜。

這也代表，衛理公會的慣性不容易改變，即使他做牧職會長跟接著做會督，他只能按他職權範圍內盡量去遊說眾人。他經常跟我分享他很擔心得罪誰、誰會對他不利等等，甚至他退休時他也很低調，擔心還有人會繼續對他下手。他經常會憂慮這些事情，特別是他一退休後就被逼著要搬房子，之後又被逼著要全面退出衛神，連兼任約聘老師都沒辦法做，所以他後來才選擇接受中台神學院跟聖公會三一書院的邀請，到那邊去教課。⁷他以前因為身兼衛神的院牧，所以對於其他神學院的演講邀請，他大多都予以婉拒，後來他跟我分享：「我終於放下這個心結，既然自己的教會不願意接納，那我也可以嘗試走出自己的教派。」

所以，綜觀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我覺得都有點可惜。說到底，就是龐牧師一個人在對抗整個衛理公會。我只能夠在旁邊給予一些意見，有時候他也很無奈，譬如神學院有些人選我跟他講不很合適，但他也沒有什麼資源可用，所以有時候必須去選擇一些不太適切的人，導致後來事情不如預期發展。

訪談後記：彼此成全的同行者

在與龐牧師長達近三十年的神學與牧養交集中，吳昶興教授始終以「成全者」自居。這個定位，不僅體現在他作為城中教會義務傳道、在講台上協助經課講道的推動，更體現在他對龐會督推動禮儀更新與神學教育的長期支持。

所謂的「同行」，並不意味著必須在體制內爭取相同的頭銜或名分，而是在看見對方對於大公傳統與循道精神的堅持時，願意退居講台與牧區運作的幕後，成為對方堅實的學術與牧養後盾。這份建立在神學共識與深厚情誼上的「成全」，不僅讓推動傳統回歸的道路上擁有了理解的知音，也為地方教會留下了如何在不同位份上彼此搭配、共同服事的真實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