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前言：

首先，感謝大學宗教系主辦本次的活動，當我和教會的會友提起要參加一個由天主教大學所主辦的紀念宗教改革運動500週年的活動（之前在今年三月也有聖伯敏神學院所主辦同一紀念的座談）時，他們開始都會感到好奇，因為在我們一般印象中，好像應該是改革陣營（新教）的教會才會來慶祝或紀念宗教改革才對。

這時我會趁機說明，宗教改革除了在歐陸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所燃起的各地早已蓄勢待發的改革之火之外，還有後續的激進的改革（Radical Reformation），以及英倫的改革等之外，還有天主教內部的改革。當然我也會提到以上改革200年之後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所帶來循道運動的後續的改革等等。

會友的提問反應一般人對宗教改革運動刻板的印象，以為宗教改革只是過去歷史上一個陣營改革另外一個陣營，改革的結果就是分裂，新的宗派產生，以後大家就不再往來。其實教會改革的精神，不只是改革別人，教會必須因應時代的挑戰，而需要時時作出內部反省及行動。分裂並非改革的目的。近來過去因改革而分裂的教會，也努力促成合一與理解。因此一方面改革的精神，應該延續一直方面。另一方面，也同時為教會的合一而努力。相信歷經改革與合一的教會，是更合乎基督的心意。

近年，再談到改革運動時，很高興尤其在輔大幾次舉辦的活動中，都同時強調了「合一」。改革的副作用雖然造成了組織上的分裂，歷史上的衝突；但是因外在環境所激發的改革，其所造成信仰上的覺醒，應該致使我們趨向更加合一地面對時代與處境上的挑戰。

這次大會的主題中提到「台灣信仰群體」，其實這是一個重要的向度，我們不單是探討過去的歷史，更是反省我們當下所在的處境。在台灣的信仰群體，我們是否真的認識對宗改的精神？是否真正的落實在實踐上所因應的挑戰？

我所要報告的題目：「1949年後來台的建制教會的小群化現象」，這並不是我學術的興趣所使然，其主要還是我牧養（牧會）生涯中遇到的切身問題與關懷。所以在預備過程中一直掙扎，在時間與身體的壓力下是否要放棄這次的報告，但又感到若趁此機會將一直以來關懷整理分享，並能在各路同道交換意見也是很好的機會。於是在兩難之際感謝籌備的同工鮑神父願意讓我可以先跨越「死線」dead line，先以專題的方式向各位報告。

II. 現象與說明

這份報告雖說是論及1949年之後來台的建制教會，但主要觀察仍以本人所服事的「衛理公會」為主，希望她在台灣發展的歷程，也能作為類似背景的教會的參照。

本文主要的出發點是因為筆者在1999年中回到台灣，在我的母會衛理公會服事。首先讓我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陌生感。在台灣的衛理公會外在的形式，如組織、法規上與其他地區的年議會（衛理公會的地區單位）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在各樣信仰的實踐、神學的考量、宣教的想像力上，卻有著顯著的差異。

比方說其他地區特別是美國的衛理公會，對合一運動、普世教會運動的參與都是很自然的事，也有一定的貢獻。但是在台灣仍然對合一保持著一定的質疑或保留形式上的參與。如2000年當《因信稱義／成義的聯合聲明》的發表，在教會中幾乎無人提及，對於合一的進展始終保持著顯得冷漠。

甚至對「宗派」本身也是感受到有某種潛在的反感。其他諸如教制與崇拜禮儀，其核心精神與想像力等表現，反而更多是接近本地的「國語教會」，而非我們自身歷史或信仰的傳承。

這種現象到了1987年之前成立的「世界循道衛理華人教會聯會」，在台北舉行第一次宣教大會後，才稍微緩解，因為大家開始意識到我們隸屬一個傳統的大家庭。

此外，當1949年來台前，衛理公會才剛慶祝了來華100週年，在中國大陸時期，衛理公會與其他宗派在各地合作。辦學、醫療社會服務等在大陸各地開展不少的事工。據估計衛理公會在中國大陸宣教的百年歷史中，擁有十個年議會，四位中國會督，四百五十位牧師，七萬多人受洗為會友，除此以外尚有二十餘所隸屬衛理公會的學校與醫院等。何以這樣的教會遷台後雖然人數、資源遠不如在大陸時期，但同樣是在初期以宣教士為主導的情況下，為何上卻有極不一樣的表現或發展呢？

再作進一步分析前，容我先說明行文上用字的困擾，首先「小群」的英譯是 Sect。但這個詞一般會譯作「宗派」，在特爾慈（Ernst Troeltsch, 1865-1823）的教會類型中這是一個有別於教會 Church 的定義的類型。然而這裏所談的「小群」不是出於這種 Church, Sect and Mysticism 的劃分。¹

「小群」的概念是指過去在中國大陸由地方教會領袖倪柝聲弟兄，所帶領的教會運動，有時又被稱為「小群」²。在當時這個運動時期有別於建制教會的群體，或分離出來的群體，如聚會所、聚會處、地方教會…等。雖說是「小」群，但其實人數不少，影響力也很深。他們當時普遍對宗派或「公會」是帶著敵對的狀態，認為不合乎聖經。覺得神（上帝）的心意是在地方教會，所以其教會（堂會）多以地方命名，故此又稱為「地方教會」。在台灣由李常受弟兄所領導的聚會所，已將教會更名為「召會」認為更符合 ecclesia 的翻譯。

對於另一個在台灣以地方為名的教會群體「國語禮拜堂」，在會所的弟兄眼中便屬於所謂的「半路涼亭」。因為他們對於公會的態度是「既承認公會是錯的，但又與之合作」。由此可顯示出他們對宗派態度的光譜。都是地方教會，小群背景，但是對公會要不就是對立，或是保持某種合作。

此外，小群的教會往往會以初代教會作為標準，所以他們既沒有祭司系統的教制，也沒有崇拜的禮儀，教會間也沒有必然隸屬的關係，無須教堂，也不放十字架的「飾物」。顯然他們對歷史中教會的發展是不太看重的，所以很自然的會以當下自身的文化作為了解聖經或基督教信仰的背景，因此他們往往也會被歸類為所謂的「本色化教會」。因此他們很容易與本色化運動趨勢的結合，盡量以中國文化的背景，去表達基督教的信仰。

綜觀之，基本上「小群」是與「建制」教會，或宗派、「公會」在概念上是相對的。所以為了表達這個概念，曾經想過就暫時用音譯來表達，以免混淆。

在慶祝來華一百年的衛理公會，何以會逐漸成為在台灣的衛理公會，筆者以「小群化」來分析其現象，作為「改革」與「合一」，「重現」與「展望」的反省。

III. 小群化的分析

衛理公會的成員主要是於1949年大陸變色後陸續遷往港台的，來台者當中又多是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到台灣的。由於來台人數日增，原本因有默契不在台設教的衛理公會，在知會過長老教會之後到了1953年也成立港台臨時年議會。³

在遷台前後最大的變數有以宣教士影響的式微最為關鍵。這個變化的過程與當時台灣的政治環境有關。下文試舉三個事件，來顯示其中與當時政治氛圍的關係：

1. 政治環境與宣教士的處境

1-1 華納會督機場受阻事件：

華納會督（Bishop Hazen G Werner, ?-1988）是1964年9月27日至1968年10月18日期間擔任衛理公會會督，期間歷經四屆年議會。他在任時期同時也是美國差會在台灣臨時年議會發展最快的時期，當時計有四十間堂會，除現在仍在的堂會外，尚有後來停辦的基隆八德會所、國際教會、鳳山會所⁴與佳里工作，並計劃在十年新增加八個新牧區及二十個佈道所，可見其在台建立教會之藍圖與決心。

然而在1966年5月，當華納會督由美國經東京到台灣松山機場時，被衛理公會的幾位會友與某單位人員將華納會督堵在飛機上不准他下飛機入台，理由是因為由美國衛理公會主導之普世教協（WCC）及美國教會協會（NCC）⁵提出主張籲請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因此這批衛理公會的會友就以此為由抵制華納會督；華納會督無奈只好乘原飛機回東京，後經美國國務院斡旋，終於翌日再入境台灣，並且由當時的外交部次長前往接機。⁶

這裏可以顯示60年代中以後，隨著國府在聯合國的地位屢屢動搖，社會及教會所產生的不安。

1-2 方大林教區長（1931-2014）

由於六〇年代中國是否入聯的問題緊張，當此時因為美國衛理公會所參加的美國基督教協進會，對美國國務院及普世教協對聯合國建議要求接納中國加入聯合國事件，當時的南教區長，已故的方大林牧師的回憶中提及：

「…當時，台灣在國民黨的領導下，正值反共意識極濃厚的時期。一九六○初期美國基督教協進會（衛理公會為主要成員之一），正式通過議案向聯合國提出支持中共，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中共一旦加入，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退居台灣的中華民國就非退出不可。因此，台灣朝野對這件事都特別緊張，當初潛伏在教會中負責監視教會一切活動的，包括教牧人員行動的一些國民黨徒，趁此機會表露身份，積極在教會中推動反共意識。當時我本著聖經的教訓，堅持宗教與政治不能混淆，對於再三要我立即登報公開表明脫離美國宣教總部，成立台灣衛理公會的建議，一口回絕。從此我的名字就上了黑名單，使我無法應邀前往漢城參加東北亞神學會議提出論文。…」⁷

事後方大林牧師於1967年後赴美波士頓大學神學院深造，完成訓練後，他們夫婦先後分別在美國、香港及中國大陸等地牧會及社會服務工作。

由他的回憶中可以感到因著政治的氛圍，宣教士或差會與本地會友及政府間的矛盾，這些矛盾顯然也擴及了本地華人的牧者。同時也顯示了似乎教會對政治關注的人，正醞釀著積極促進自立。

1-3 唐培禮宣教士（Milo L. Thornberry, 1937-2017）

2011年唐培禮牧師在美國出版了一本回憶錄 Fireproof Moth: A Missionary in Taiwan's White Terror，同年底也在台灣出版了中譯本《撲火的飛蛾：一個美國宣教士親歷台灣白色恐怖》⁸。書中主要透露了他與其他的衛理公會宣教士如何協助彭明敏逃離台灣的經歷。在台新書發表會中，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等當事人也出席，為他書中的記載背書。

從唐培禮的書中可以看到，當時來台的宣教士間的矛盾，有人主張不要涉入台灣的政治，特別蔣家與過去美以美會的關係，以及他反共的立場。另一方面年輕的宣教士因為現代神學的訓練，她們有成長在風起雲湧的六〇年代，歷經美國民權運動。此外，他們受命來台前，也有機會閱讀了到 George Kerr 的英文著作 Formosa Betrayed（被出賣的台灣）⁹。這些的背景使得他們對國民政府的印象，並未有如與上一代的美籍宣教士看法相同。但是唐培禮涉入了台灣政治的禁忌，也使宣教士或差會在台的工作更加困難。

2. 差會撤出台灣的後續影響

終於在1968年美國聯合衛理公會決議撤出台灣，但仍積極提供在台灣教會經費補助，制訂地方堂會自養原則、法規等等。1972年4月差會中止與台灣衛理公會隸屬關係，在台灣的衛理公會也正式自立自養，雖然如此美國衛理公會對台經費的補助仍在持續直到1978為止。

從差會及宣教士的撤出，表面上看起來只是組織的調整，但是更為造成日後嚴重的思想的中空，特別是對循道運動的傳統、神學等陌生，甚至對教會的角色與想像，也有與傳統斷裂的跡象。特別此時政治不正確者已經離開，如前述方大林牧師，方牧師學成後曾在美國擔任教區長，又曾在新加坡三一神學院教書，也曾在港從事社會服務工作，可惜的是之後至今再沒有出現這樣的人才了。

差會撤出後，總會的制度經歷一段混亂的時期，到底教會應如何前進發展，在得不到美國母會的援助下，特別是在發展教會上又沒有神學思想的指引。只好求助於國內的「超宗派」機構、教會及團體...等等。在神學院方面，如中華福音神學院，學生工作如校園團契...，又或是海外發展比較特殊的韓國宣教士。對於自身傳統的神學或教導也已經沒有任何有份量的出版，教會的情勢與品質遠不如40年代在中國大陸時期的衛理公會。

3. 「小群化」現象

雖然日後在《法規》大致的內容、信仰要道也完全沒有改變，形式上的一些象徵也與其他地區的衛理公會大致都相同。但是在信仰的實踐上卻有著及大的落差。主要是歸因於因為宣教士的離開，相較於其他的宣教區而言，對信仰群體的制度、精神、神學、宣教視野等，台灣其實都尚未建構成熟，在宣教士突然離開後，本地同工又沒有培育的情況下，總會甚至有一段時間情況是會長虛設，會友集體領導的情況。

回顧歷史，筆者以為最嚴情況是，隨著切斷了母會的臍帶，造成對循道運動傳統精神上的疏離，同時也失去了透過母會所帶來普世教會的視野。以致出現了一種對教制、信念任意解釋的狀況。因為當作作為詮釋背景（horizon）的傳統模糊或空洞時，許多的理解也出現了扭曲。

當時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所以無法與台灣長老教會合作之後，此時衛理公會陸續退出了台神與南神的董事會，所以只好在求助於其他在政治上較親近的教會團體。

初期是與所謂「超宗派」的團體合作，遞補了在精神上或思想上的中空狀態。至於牧職的養成教育，也依賴所謂「超宗派」的神學院為主，使得原有承載信仰的教制、禮儀、神學及社會實踐等等也進一步空洞。

其實，這些所謂超宗派教會或機構其實也是一個宗派，單看中華福音神學院、校園團契、宇宙光...這些福音機構，他們的核心成員與董事，都是以「國語禮拜堂」的成員為主導。而國語禮拜堂也是小群運動的「半路涼亭」。於是一個普世傾向的建制教會，於是就日益趨向「小群」化了。

近十多年來，這樣的情況仍在進一步發展中。當宣教上失去了中心思想，連小群運動的精神也變調了。因為缺乏支撐小群運動之所以蓬勃的那種靈性與生命品質的專注，於是再也沒有什麼有深度的、成熟的理念來凝聚整個信仰團體。此時，正值台灣經濟起飛的時期，隨之而來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效率精神，就進一步成為一切教會實踐的最後準則，不同的是，效率主義要以營利作為目的，教會的功利主義是以教會自身的壯大為目標。所以這段時間經歷了韓國的趙鏞基，各式的靈恩運動，各種的增長策略，小組模式...。

這樣的現象造成了近15年來，衛理公會未曾提過任何一個數字成長以外的理想或方向，作為宣教牧養上的指引。儘管宣教士或差會留下可觀的教產，也無法有帶來任何的改變，即便期間遇到有心改革的人士，可惜他們只著眼於增長方法與策略的改進時，依然是無功而返。

這樣的小群化現象，或過程，其實也是可以看到發生在49年以後來台的教會，如「中華信義會」等。這些原本致力在普世教會合一的母會，在台灣卻成為質疑合一的孩子。這也就是我們之所以至今仍停留在形式化的合一運動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VI. 結語 重現與展望

雖然有同事建議可以用「基要主義」或「福音基要派」來取代「小群化」。但是筆者以「小群化」更可以凸顯宗教改革運動中，人們對激進的改革傳統的理解，特別是在我們的教會文化裏，會不自覺地以為改革就是「與傳統決裂」，這是一種極簡化的歷史觀，使得「被改革了的過去」，就不必再去回顧了。

當宗改教革運動500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重現改革的真正精神，不單是批判他人，也是審視自己，是否在當代的挑戰中，仍然是一個活的傳統¹⁰。

分裂決不是改革的目的。真正合一的過程中，是能認識上帝在其他的傳統中的工作，也藉以認識自己的傳統。真實的合一讓我們共同體驗我們在此時此地的教會，當下所面臨的共同挑戰。我們如何在我們的社群上，貢獻我們在歷史中所傳承的資產（活的傳統），一同將基督的面貌展現給我們所處身的土地上與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