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資訊
【書名】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
【原書名】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店，1929）
【作者】矢內原忠雄（1893-1961）｜日本人｜經濟學家
【譯者】陳茂源（1903-1990）
【出版資訊】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年

前言：台灣知識份子的聖經

在台灣的知識份子當中，身為「第二代無教會者」的矢內原忠雄，他的知名度或許更甚於其恩師內村鑑三；他所著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¹，更是研究日治時期台灣史不可不讀的經典。筆者認為，如果說1921年蔣渭水為台灣社會開藥方的《臨床講義》是「台灣知識份子的自我診斷」，將病灶歸因於自身文化營養的攝取不足；那麼， 1929年東京帝大教授矢內原忠雄出版的這本鉅著《帝國主義下の臺灣》，便可說是來自體制內的「帝大教授的殖民地診斷書」 ── 他在其中冷靜而殘酷地指出，台灣社會的病根，實源於日本帝國的殖民政策與經濟掠奪結構。

1920年代，正是日本統治下台灣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的覺醒時刻。彼時，矢內原忠雄任教於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專門講授「殖民政策」。按理來說，身在帝國學術頂點的他，本應積極維護殖民統治者的利益；然而，因著基督徒的信仰良知，讓他在做學問時，始終將公義置於國家利益之前。他在東京時，便常與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人士交流，顯示出他對殖民地實況的關心。

1927年3-4月，矢內原申請來台考察。此行 他拒絕了總督府的官方安排，而由台灣文化協會的蔡培火（1889-1983）接待，讓他有機會從台灣人的視角，親眼見證了「殖民地的真實樣貌」。 返日後，矢內原分別發表了〈帝國主義下の臺灣〉與〈臺灣糖業帝國主義〉兩篇論文²，並在1929年9月將兩篇論文合編為《帝國主義下の臺灣》一書出版。此書出版後在台灣知識界引起震撼，但很快就引起總督府的側目，隔年1月總督府就以此「批評殖民政策」的名目，將其列為禁書。因此當時很多台灣知識份子赴日時，都趕緊去書局尋找此書，甚至到了戰後，此書也是留日學子口中 「台灣知識份子的聖經」 。當代台灣研究學者若林正丈就曾說， 這本書就像是台灣的先覺者們在尋找民族認同時，得以一窺殖民地全貌的「一面映照台灣人想像共同體的鏡子」， 只可惜因禁書令而未能在彼時發揮更大的影響力。³

因為本書的重要性，《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有非常多版中文譯本。最早是1930年的楊開渠譯本（神州國光社出版）；戰後則有1952年的陳茂源譯本（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與1956年的周憲文譯本（台灣銀行出版）為主要版本，但因為其翻譯較接近日式中文，對新一代讀者而言比較有挑戰性；因此近年來又有2004年的林明德譯本（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以及2022年最新的黃紹恆譯本（大家出版社出版）。除此以外，對本書有關的討論與詮釋的相關書籍，有1992年台灣留日經濟學者涂照彥新撰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⁴，重新討論矢內原書中的論點並予以補充。2011年台灣史學者何義麟也出版了《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の臺灣》》，將本書按章節順序重新改寫，並加上討論矢內原的生平與本書出版後續的導讀資訊，是閱讀本書時不可缺少的改寫讀物。

筆者於本期專欄介紹此書，主要是想探討矢內原「無教會者」的身分與知識份子的良心。 因此，筆者特意選用陳茂源譯本為主，並以何義麟教授的著作為輔。陳茂源（1903-1990）不僅是矢內原的得意門生，早年留學東京時便參與過矢內原的「自由之丘集會」，戰後更成為台灣無教會運動的重要推手，是北投集會的發起人之一。（相關歷史可參見筆者所撰〈縱貫一世紀的無教會史〉⁵）由基督徒弟子翻譯恩師著作，其中蘊含的特殊情感不言而喻，矢內原更為此譯本親撰序言，這是其他版本所沒有的殊榮。

此外，原書名雖然是《帝國主義下の臺灣》，但矢內原也在序文中寫道，伊能嘉矩（1867-1925）的《台灣文化志》一書亦被稱之為「清國治下の臺灣」，因此本書其實也可以稱為「日本治下の臺灣」，但因為要強調帝國主義的統治方法，才以帝國主義下の臺灣為題。⁶陳茂源譯本以「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為名，算是融合了兩種書名。

筆者與本書之緣分也是個有趣的小故事。原本我要寫這篇書評時，想說七十多年前出版的譯本應該已經買不到了，只能去圖書館借閱，但沒想到還是在網路上買到了1977年再版的版本。寄來的時候書以透明膜包住，書是全新的，但書頁已經泛黃，不知道是在哪個倉庫或書局躺了半個世紀才到我手中，頗有「購得珍稀古物之喜悅」。但正式翻閱時，發現實在不易閱讀，正如我前頁的引言一樣，陳茂源身為受日文教育的台灣知識份子，使用日式中文的句法直翻，全文幾乎可以照翻回日文；以此不文不白的句式，若是讀文學作品，或許還能傳達其境界，但以此文法來讀經濟學論文的論證，可真是讓我吃足了苦頭。幸有何義麟教授的《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の臺灣》》一書作為對照參考，本文才得以成篇，本文中很多史料資訊也都是從何義麟教授的書中獲得的，因此在此也向老師致意。

日本人的良心──矢內原忠雄

矢內原忠雄1893年出生於日本四國的愛媛縣。1910年就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時，遇見了兩位對他生命影響深遠的啟蒙導師： 一位是時任校長、後被稱為「台灣糖業之父」的新渡户稻造（1862-1933），在新渡戶的影響下，矢內原確立了以經濟學與殖民政策為一生的學術志業；另一位則是無教會主義的提倡者内村鑑三（1861-1930），矢內原入學後不久便加入內村主持的聖書研究會，自此奠定了終身不渝的信仰基石。

從東京帝大畢業後，1920年，年僅27歲的矢內原就任帝大經濟學部教授，講授「殖民政策」，隨後更親訪台灣並出版《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成為其學術生涯的重要里程碑。然而，1932年的一次滿州學術調查，成為他生命的轉折點。是年9月11日，他在哈爾濱遭遇抗日民眾襲擊火車，未上鎖車廂內的日籍乘客全數罹難；矢內原卻因辦事員的行政疏失，陰錯陽差地買到了上鎖的車廂，竟成為整列火車上唯一生還的日本人。當時消息混亂，噩耗一度傳回日本，甚至已有友人為他撰寫悼詞。這場「 滿州遇襲事件 」讓他深信自己的生還是出於上帝的護理，自此投入更多心力在傳道事業上；為了向友人報平安，他開始不定期發行《通信》雜誌，發表信仰觀點，這也可被視為他最早發行的無教會刊物。⁷

基於無教會信仰與基督徒的良心，矢內原很早便公開主張和平主義與人道主義。起初礙於其帝大教授的身分，即便他在課堂上批判殖民政策，當局尚無太大動作。直到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的侵略意圖昭然若揭，矢內原的批判力度也隨之升級。同年9月，他在《中央公論》發表〈国家の理想〉一文，直言主張：

因此，國家的理想對內應該是社會正義，對外應該是國際正義，這是基於國家本質所導出的當然結論。並且，正義原則表現出來的形式，就是和平。 既然正義的原則是「讓他人能像自己一樣生存」，或者是「在不侵害他人存在的前提下讓自己生存」；那麼，調整自己與他人關係的具體政策，除了和平之外別無他途。以自己生存的必要性為理由，去侵害他人的生存要求，這不是正義。單純為了自己生存的必要，無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稱之為正義。

──（筆者自譯）⁸

這篇文章導致《中央公論》被迫停刊，矢內原也被當局嚴密監控。但他並不打算噤聲，隨後於同年10月在東京日比谷市政講堂的一場演講〈神の国〉中，他更在結尾疾聲呼籲：

今天，在這個充滿虛偽的世界裡，我們正置身於一個葬禮之上 ── 這是埋葬我們如此深愛的日本國之理想的葬禮，或者是埋葬那個失去了理想的日本的葬禮。我已經無法憤怒，也哭不出來了。各位，如果你們理解了我所說的話，那 **麼為了讓日本的理想能夠活下去，請你們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吧！**

──（筆者自譯）⁹

矢內原的言行很快被當局定性為「非國民」的叛國言論。1937年12月，他被迫辭去東京帝大教職，史稱「 矢内原事件 」，這也是他人生另一個重大轉捩點。¹⁰辭職後，矢內原成為全職的無教會傳道人，他開設「週六學校」、週日在家中舉辦集會，並每個月在帝大校園舉辦聖經研究會，發行《嘉信》雜誌。在他反戰的八年間，儘管不斷遭受當局騷擾，但他始終堅守和平主義的立場，寸步不讓。正是在這段艱困的時期，許多台灣留學生如許鴻謨、陳茂源、陳茂棠、張漢裕、林秋江、郭維租等人，皆受其薰陶，與老師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感。這份在殖民統治下難得一見的平等互動，被台灣學生銘記在心，尊稱他為「 異邦人之使徒 」；¹¹而這也正是為何他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一書，會超越學術範疇，被視為台灣知識份子精神上的聖經。

戰後，矢內原重返東京大學任教，並於1951至1957年間獲選為東京大學總長（校長），成為日本戰後重建時期的重要知識領袖。他因而被譽為「 日本的脊梁 」與「 日本人的良心 」，更是日本無教會史上，基督徒知識份子作為社會良心的著名代表。

台灣──早熟帝國的首個殖民地

接著我們來看看本書的主要論點，在進入具体的數據分析前，矢內原首先為日本這個「帝國殖民者」本身的體質做了診斷。他引用列寧與霍布遜（J. A. Hobson）的理論，定義 「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發展至最高階段後，透過軍事與政治力量維持其資本擴張的體制。 然而，矢內原指出，日本的情況相當特殊，是一種「 早熟的帝國主義 」。

不同於西方列強是國內資本與工業產能過剩才向外擴張，日本在佔領台灣時，國內資本主義尚處於發展初期。正因為「資本」不夠成熟，所以更需要「國家」（軍事與政治力量）的強力介入。矢內原指出，日本統治台灣的第一步，就是透過現代化的學術調查（土地、林野、人口調查），摸清台灣的家底；接著由總督府出面，透過公權力強制收購土地、建立現代貨幣制度，並強勢驅逐外國資本，好讓羽翼未豐的日本資本能獨佔台灣的天然資源。換言之， 總督府引以為傲的郵政、鐵路、港口與水利設施等「現代化建設」，在矢內原的眼中，其原始動機並非是為了造福島民，而是為了幫日本資本家打造一條條能將資源高效率運回母國的「血管」。

本書的後半部，矢內原具體運用此邏輯解析了台灣的關鍵產業 ── 糖業，這也是著名的〈台灣糖業帝國主義〉篇章。他將台灣比擬為西方列強在西印度群島打造的「砂糖群島」，其定位是提供母國消費原料的「熱帶殖民地」。為了達成此目的，日本扶植了少數幾家巨大的製糖株式會社，讓它們形成聯合壟斷（Cartel），聯手壓低甘蔗收購價格，剝削蔗農。

書中更詳盡分析了著名的「 米糖相剋 」現象。這看似是市場上「種米」與「種蔗」農民的自由競爭，實則是殖民者精算之後的控制手段。為了防止農民因米價好而改種稻米（這會導致糖廠無甘蔗可榨），資本家與政府聯手抑制米價，或透過水利設施強迫農民轉作甘蔗。因此所謂的「農業現代化」，實際上是將台灣農民壓榨至僅存「最低生存水平」的邊緣，而生產的剩餘價值，則全數流進了日本資本家的口袋。

矢內原在書中尖銳地指出， 這種建立在經濟掠奪上的現代化，與總督府自1920年代以來高喊的「同化政策」存在著根本性的矛盾。 當「日本資本家」與「台灣無產者」的階級對立，與「內地人」壓迫「本島人」的民族對立情緒重疊時，任何宣稱「一視同仁」的口號都會顯得蒼白無力。這種結構性的矛盾，註定了同化主義政策的失敗，也必然將台灣人推向民族自覺的反抗之路。

台灣的社會問題與民族運動

如果說，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掠奪是台灣社會諸問題的「病因」，那麼矢內原在書中第一篇第三、四、五章所探討的教育問題、政治問題與民族運動，便是他幫殖民地所診斷出的「症狀」。

矢內原敏銳地捕捉到了殖民統治最核心的矛盾 ── 「現代化」與「歧視」的共生。為了加速帝國的資本積累，總督府不得不給予殖民地人民一定程度的教育與政治權利，好讓他們成為合格的現代化勞動力；但另一方面，為了確保日本人的統治優勢，在公司制度、就學、選舉等方面，又必須在制度上設立重重關卡。 這種「既要你現代化，又不給你公平」的結構性矛盾，最終產生了總督府最不樂見的副作用 ── 那些接受了現代教育洗禮的本島菁英，利用他們學到的知識，成為在體制內外反抗帝國的先驅。

這種反抗的能量，在矢內原1927年親訪台灣時達到了高峰，但也讓他撞見了台灣民族運動內部的路線分歧。早年在東京時，矢內原接觸的多是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菁英，也就是台灣民族運動中的「右派」；但當他踏上台灣時，正碰上台灣文化協會（文協）分裂的歷史時刻。

當時，以連溫卿（1894-1957）為首的「左派」掌權，支援台灣農民組合的抗爭，並成立機械工會，採取激烈的手段與警察正面衝突；而「右派」則由蔣渭水（1890-1931）另組台灣民眾黨。作為矢內原嚮導的蔡培火（屬右派）則被夾在中間，處境尷尬。因此矢內原親眼見證了這些百花齊放卻也劍拔弩張的社會運動：他既拜會了林獻堂（1881-1956）等傳統仕紳，也深入農村看見了蔗農的赤貧；在他的演講會場上，甚至有左派青年當場抗議，指責他是為資產階級說話的學者。對於這些現象，矢內原只是默默觀察、紀錄，並在書中對台灣文化協會給予高度評價：「獨文化協會所自處之使命，在于以臺灣人之社會的解放、文化的向上為目的之自助的啟蒙的文化運動，而平常開講演會於各地。文化協會久為唯一而且整個臺灣人的之民族運動的團體。」¹²但他也感慨文協的左傾與分裂，並認為是總督府的專制統治導致了台人更加激進的反抗意識。令人唏噓的是，本書出版過後不久，1931年，台灣農民組合遭到取締、台灣民眾黨被迫解散，轟轟烈烈的民族運動由盛轉衰，殖民地台灣從此進入了漫長的政治寒冬。而矢內原這份詳盡的調查報告，便成為了那段反抗歲月最後的歷史見證。

在矢內原的認知裡，住在台灣的高砂族（原住民）、本島人（漢人）和內地人（日本人）本來就是三個不同的民族， 總督府強行以同化政策希望抹殺這三個民族的差異，而不是承認其民族自治的地位，便是台灣社會各種矛盾的根本原因。 但在矢內原眼中，究竟大日本帝國要怎麼治理台灣才是恰當的呢？他在書中提及台灣東部尚未被過度開發與資本化，因此就可以作為一個以「各人種和平」而非資本利益最大化為最高目標的實驗基地：

資本之忌東部，未知是禍是福。以故，不若排斥資本家的企業之侵入，收用公司關係之未墾地，以期臺灣人、日本人、平埔族、高山族之鄉鎮村部落各置基礎於自作農的或協同的生產之徐徐之發展，而若至此等全體更於協同的經濟關係係成一社會，則雖無如西部之巨大資本之蓄積輸出之膨脹，平和與自由其將代而支配之。不以資本家的企業之勃興為目的，而置目標於有複雜之人種的構成之殖民地社會之和平協同的生活，則眇之東部臺灣，于人類之殖民史上其亦將獲得最重要之地位。（…）借亞當斯密之口吻而言之；此其或為余之烏托邦。但較諸同化上及國防上欲使之為日本之民族的根據地之烏托邦，其為無害，而富於實行性，且高尚其意境者乎。¹³

矢內原希望這塊尚未開發的土地，能成為日本人、漢人與原住民和平共處的經濟自給區。作為官方的殖民政策學者，他不太可能直接主張民族自決；身為經濟學家，他也意識到這可能只是「天真的烏托邦幻想」；但作為一位基督教和平主義者，這段文字流露了他內心最深切的渴望── 他希望日本能成為一個帶給世界和平而非掠奪的民族，更希望台灣不該成為帝國的武裝基地，而是一塊多民族和平共生的應許之地。

「先知」的侷限與永恆

雖然《帝國主義下の臺灣》被譽為經典，但作為一本出版於1929年的著作，它自然也有其時代的侷限性。事實上，後世學者對矢內原的經濟論點並沒有全盤接受，特別是在1980年代以後，隨著台灣經濟奇蹟的出現，許多經濟史學者開始重新審視矢內原的悲觀論調。

矢內原在書中認為，日本財閥已將台灣的自然資源與資本掠奪殆盡，台人僅能在貧窮線上掙扎。然而，戰後國民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時，台灣社會仍存在著大量的漢人地主與豐厚的民間資本，這證明了台灣本土資本並未如矢內原預言般被「完全消滅」。涂照彥在1992年出版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中便提出修正看法： 他認為矢內原過度側重於殖民政策的壓迫面，卻忽略了台灣人民的「能動性」。 台灣社會一向有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韌性。在不平等的殖民體制縫隙中，許多台灣農民與中小企業主透過刻苦耐勞與靈活變通，依舊創業成功，躋身資本市場。換言之，矢內原看到的是「被壓榨的受害者」，但後世學者也看到了「適應並倖存的成功者」。這也解釋了為何日本殖民留下的現代化基礎（儘管動機不純），在戰後能迅速被台灣人轉化為經濟起飛的燃料。

然而，即便矢內原的經濟預測有落差，他對政治與社會結構的道德批判，卻仍舊具有驚人的穿透力，甚至超越了時代，使他成為預言戰後台灣命運的「先知」。如果運用矢內原的邏輯來檢視戰後歷史，我們便能了解為何1945年「光復」後，台灣人會有「狗去豬來」的感嘆。 日本殖民政府像是一個精明而刻薄的「惡管家」，雖然剝削台人，但維持了社會秩序與產業發展；而戰後初來乍到的國民政府，卻更像是一個揮霍無度且暴虐的「敗家子」，在接收日產的過程中破壞了市場機制，導致經濟崩潰。

更諷刺的是，矢內原筆下那種「統治階級 vs. 被統治階級」的結構性矛盾，在戰後僅僅是換了主角。昔日「內地人與本島人」的對立，在國民政府遷台後，無縫接軌轉化成為「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矛盾。矢內原在書中的核心論點之一 ── 政府不公正的體制，必然導致民族意識的覺醒 ── 既解釋了1920年代的台灣民族運動，也精準預言了1970、80年代風起雲湧的黨外民主運動。甚至，他那看似天真的「東部烏托邦」構想 ── 保留東部山林不被資本過度開發，讓漢人、原住民與日本人和平共處 ── 在今日看來，仍是對當代台灣經濟開發至上論與原民政策最嚴厲的拷問。

因此，我們可以公允地說：就經濟政策的預測而言，此書或許有其落伍之處；但就對公義、和平與族群問題的洞見而言，矢內原忠雄直至今日，仍是台灣人的先知。

結語：異邦人之使徒

矢內原忠雄並非完全打破常規的革命者，他的觀點也還是有其時代環境的限制因素，但為何這麼一位帝國大學的教授，會被他的學生尊稱為「異邦人之使徒」呢？

初代教會建立後，教會依序接納了猶太人、撒馬利亞人、外邦人成為基督徒，但在耶路撒冷教會中，要求外邦人也行割禮、遵守猶太律法的「同化主義思維」依舊是主流。被稱為教會三柱石的雅各、彼得、約翰都默認了這種趨勢，唯有保羅站出來大聲宣稱自己的使徒權柄，他說自己論律法而言，是最純正的猶太人，但如今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為外邦人保有自己的文化習俗而戰鬥。

矢內原忠雄的可貴，不僅在於他寫出了《帝國主義下の臺灣》這本「冷靜的診斷書」，更在於他身為統治階級一份子，卻願意用一生的行動，跨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高牆，給予這些異邦學生最「溫暖的接納」。他在東京的住所和聚會場地，是少數台灣學生能感到「生而為人」的避風港；他在二戰期間冒著被捕風險發行的《嘉信》，亦是在那個戰爭歲月中少有的和平呼聲。 正因為他把台灣人當作平等的「人」看待，而非僅僅是帝國拓展資本的「人礦」，所以他贏得台灣菁英們超越國仇家恨的敬愛。

矢內原的得意門生陳茂源，也就是本書譯者，在書末尾的〈譯本跋〉中收錄了一首他於1943年為老師五十歲大壽所寫的漢詩。當時正值戰爭最高壓的時刻，但這首詩卻見證了這對師徒如何在信仰與真理中，超越了種族的界線 ──¹⁴

癸未恭迎華誕再奉矢內原先生

（一九四三、一、二七）
夫子大和士，我則漢民裔，由來水與炭，奇哉結心契。
俯伏磔架傍，仰承羔血墜，心眼唯一人，宇宙唯一神。
夫子實導我，使我見本真，憑靈為父子，永懷再造恩。
自我庚辰歌，壬午憂采薪，竟爾蒙赦免，復迎子誕辰。
今朝妙想來，振我心之絃，恍然有所悟，感激難具言。
我生有使命，經由子之戶，踰越種族牆，昇堂拜耶穌。
我任在讚述，讚述其此途，奮我凌霄翼，長鳴復高呼。

這首詩的最後三句讀起來特別動人，也展現出兩人之間無境界的傳承精神── 「今天早上我有一個美妙的靈感，撥動了我的心弦，讓我恍然大悟，感激得難以言語。我終於明白了此生的使命：就是要通過老師的教導，跨越橫亙在日台之間的種族高牆，一起登堂入室敬拜耶穌。我的責任就是高聲讚美這條和平之路，像鳥兒展翅沖天一樣，長鳴高呼這個真理。」

這首詩或許正是矢內原忠雄一生的最佳註腳。作為經濟學家，他看見了帝國主義對台灣的剝削結構；作為基督徒，他看見了每一個台灣人靈魂的價值。這本《帝國主義下の臺灣》，不僅是台灣研究的學術經典，更是矢內原忠雄留給這片土地最珍貴的情書──它提醒著我們，即便在體制最不公義的時刻，良知與愛，依然能穿透高牆，成為連結「異邦人」與「內地人」的橋樑。而這份精神遺產，或許比任何經濟數據，都更值得後世的我們反覆咀嚼與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