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性別友善自在營¹以信仰中所受到的創傷為主題。很多時候，我們有些人是因為受了傷、或是想尋找生命中的答案而走進信仰、走進不同的宗教。但偏偏就因為這樣，我們反而在信仰中承受了更多的傷害。

筆者在看完剛上映的《蜘蛛人：重生日》（下稱《重》）後，對於基督教體制中某些傷害信徒的行為有了更深層的思考。故事設定在《蜘蛛人：無家日》事件的四年後，²彼得‧帕克已成為獨自生活的成年人，並選擇將自己從摯愛之人的記憶中徹底抹去。在一個沒有人知道他是誰的紐約市裡，他穿上全新戰衣全心投入打擊犯罪，成為一名「全職蜘蛛人」。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莫過於銜接《蜘蛛人：無家日》尾聲的選擇。明明彼得當時答應了 MJ，就算 MJ 真的遺忘了他，他也一定會去把 MJ 跟奈德找回來，並告訴他們曾經共同經歷的一切。然而，彼得最終卻以保護他們為由，單方面違背了承諾。到了《重》一片中，彼得依然執著於這種「為你好」的情結，未曾給予 MJ 與奈德自行選擇的權利，便逕自替他們決定了繼續當陌生人的答案。

傲慢的父權家長制：從倫理僭越到主體性的剝奪

這種「為你好」的舉措，表面上看似是無私的自我犧牲，但在創傷病理學與倫理哲學的層面上，卻是一種極其傲慢的「倫理僭越」。

政治與倫理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於《論自由》中提出了著名的「傷害原則」：³

「對於文明社會中的任何成員，唯有為了防止對他人造成傷害，才可以違背其意志而正當施加權力。若僅僅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無論是身體上的還是道德上的──都不足以構成正當理由。」

密爾在此深刻地批判了強行將自身意志套用在他人身上的「父權家長主義」。

當彼得單方面決定了 MJ 與奈德的人生軌跡時，他實際上正是墮入了這種家長主義的傲慢。他剝奪了他們身為獨立道德主體的「自由意志」與知情同意權，預設對方過於脆弱、無法承受真相的重量，因而擅自切斷了彼此共同承擔苦難的可能。

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亦在《道德形上學探本》中提出嚴肅的定言命令：⁴

「人即是目的，絕不能僅僅作為手段。」

當彼得為了滿足自己「扮演完美保護者」的道德自我實現，或是為了降低自己再次承受失去的罪惡感時，他已無意間將 MJ 與奈德降級為自身道德演練的「客體」。在這樣的關係結構中，MJ 與奈德被迫成了自身命運的旁觀者，失去了參與、抉擇與直面生命裂痕的能動性。

這種以愛與保護為名的剝奪，與宗教系統──特別是基督教歷史與信仰體制中常見的權力運作，有著令人不寒而慄的同構性。

異端審判與以愛為名的靈魂獵殺

這種「為了你的靈魂好，所以我可以剝奪你的自主權」的邏輯，在基督宗教歷史中早已屢見不鮮。

歷史上最顯著的例證，莫過於中世紀與近代早期的「異端審判」以及對「女巫」的獵殺。當時的教會深信，靈魂的救贖遠比肉體的存亡更為重要。在這種權力邏輯下，對異端施加酷刑折磨、甚至推上火刑柱，竟被包裝成一種「極致的慈悲」──試圖透過摧毀有罪的肉身，來洗滌並拯救其免於陷入地獄的永恆火獄。

歷史的悲劇並非只停留在過去，這種「以拯救之名施加暴力」的權力構造，在現代教會中依然以不同的面貌重演。筆者自身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筆者生於基督徒的原生家庭，基督教是我人生的第一個信仰。從小在家庭與教會的雙重包圍下，我被教導：如果不在這個信仰裡，人生就沒有意義地活著，甚至會面臨死亡與地獄的恐懼。然而，長大後我卻深刻看見，許多高喊著「愛人」的信徒，是如何理直氣壯地行使著傷害的。

最深刻的創傷，發生在我的同性戀身分被教會得知時。當時我還在教會事奉，卻突然被掌權者要求停止所有服事，並立刻為我安排所謂的「驅魔」與「拗直」（扭轉性傾向）儀式。⁵在這個過程中，最令人窒息的倫理僭越是：知情者完全沒有經過我的同意，便擅自將我的隱私四處散播，讓本來不知情的人也參與進這場荒唐的驅魔過程。

這與彼得對 MJ 的隱瞞與剝奪如出一轍。教會與家人預設了我的性傾向是一種「必須被治癒的罪」，為了我的靈魂好，他們粗暴地剝奪了我的知情權、同意權與主體性，將我降級為一個需要被強制拯救的客體。這種假藉神聖之名的「為你好」，最終將我徹底推離了從小接觸的信仰。

宗教創傷與糖衣毒藥：被神學封閉的自主性

在離開教會後，我曾流轉於世上大部分的宗教，但當我面對痛苦時，反射動作依然是祈禱。2015年，我選擇回到了基督教，卻也開始了在不同教會間尋找歸屬的流浪歲月。然而，教會卻屢屢再次成為我信仰裡的絆腳石。

在許多僵化的教會牧養文化中，當信徒在權力結構中受傷，牧者總會用一套標準說詞來掩蓋體制的暴力：「我們都是罪人，在教會中受傷後，信仰裡不要看人而是看神。」

這句話本質上是一種情緒勒索。我總是不以為然：如果只要看神，那教會為何強烈要求信徒不可停止聚會？為何要求信徒必須相通？如果基督信仰只是我跟神的關係，我又何必去教會跟別人相通？這套說詞的背後，正是不允許個體對體制提出質疑，要求信徒全然順服於一個被包裝成「無條件之愛」的父權結構中。你不需要質問痛苦，只需要接受教會為你安排好的「安全」。

甚至在2019年台灣同性婚姻通過後，許多自稱包容性少數族群的「進步派教會」，實質上只是披著友善外皮的「糖衣毒藥」。了解過這些假裝包容的說法後，你會發現他們依然預設了權力的高低位階，本質上並未將選擇權與真實的接納還給主體。

心理學與哲學研究皆指出，這種對個人控制感的徹底剝奪，正是製造「宗教創傷症候群」的根源。個人的掙扎被粗暴地用一句「上帝有祂的美意」或「不要看人」給覆蓋。當一個人連感受痛苦、質問命運、甚至選擇拒絕的權利都被「為你好」的教義沒收時，他便徹底失去了重建自我的可能。

廢墟上的自由意志：真正的重生始於自主選擇

若回顧《重》片中宏觀的體制對照，損害控制部⁶同樣打著「為了公眾安全」的冠冕旗號，在幕後進行著非人道的控制與研究。無論是個體間出於愛的保護（如彼得對 MJ），還是體制層面出於神聖的掌控（如教會對信徒的驅魔與規訓），一旦越過了「尊重個體主體性」的界線，其結果必然走向毀滅性的異化。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曾留下名言：⁷

「存在先於本質。」

薩特認為，人並沒有預先被設定好的固定本質或命運；相反地，人是透過一次又一次自由的「選擇」來定義自己是誰。放棄選擇的自由、將自己的命運完全託付給他人或抽象的權威，本質上就是一種「自欺」。⁸

真正的重生，從來不是回歸到一個無菌、從未受傷的玻璃罩內。彼得在經歷了精神崩潰後，意識到自己必須停止替他人決定命運。而對筆者而言，真正的重生，是認清了那些糖衣毒藥後，確信唯有在教會體制外流浪，我才能更好地活在這個信仰中。透過慢慢解構與重建，我終於形成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基督信仰。

「為你好」三個字，往往是上位者用來掩飾自身恐懼與控制慾的遮羞布。彼得害怕再次承受失去的劇痛，所以選擇替別人決定人生；而僵化的宗教體制害怕信徒的質疑與失序，所以選擇用驅魔與教義來閹割信徒的自主性。

結語：將選擇權還給主體

最終，我們必須批判性地指認：基督教信仰中那種高高在上、試圖替信徒抹平一切未知與危險、甚至強行扭轉個體本質的「為你好」，本質上就是一種暴力的創傷，因為它否定了人作為獨立行動者的尊嚴。

正如保羅‧里克爾（Paul Ricœur）⁹在討論敘事主體性時所言，人的自我重構需要透過講述自己的故事、承擔自己的歷史來完成。當宗教體制奪走了信徒講述與選擇自己故事的權利時，便切斷了個體自我療癒的可能。

真正的愛與信仰，絕不該是替對方做出安全的決定，而是把選擇權交還給對方──即便那意味著必須共同面對撕裂、懷疑與痛楚。因為唯有在允許主體擁有選擇與拒絕的自由時，痛苦才得以被真實地安放，而真正的救贖與重生，才具備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