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近半世紀以來，學者基於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提出的效果史（effective history）並衍伸的接受史，發展出聖經接受史（Reception History of the Bible）之進路。¹學者透過該進路，探討某種族、時代、語言、群體，對經文詮釋的樣貌。其中，羅十三1～7，一直是該領域的熱門經文。因為該經文涉及基督教與政權的關係，且解經者容易將自身處境帶入詮釋中。換言之，此段經文易反映出解經者的政教觀並其身處的時代處境。

現今已存在許多從聖經接受史探討羅十三1～7的先行研究。因此，本文透過下列三點，定出獨特的研究範圍：首先，研究關注的區域是：日本。明治時期（1868～1912），日本與基督宗教的再次相遇；同時間，近代天皇制逐漸形成。因此自該時起，日本政教間就存在著極大的張力。至大正年間（1912～1926），日本興起許多基督教思想家，會透過書寫的形式，探討基督宗教與政治的張力。進而，探究羅十三1～7的著述亦逐漸增多。宮田光雄（Miyata Mitsuo），曾詳細探究日本統治時代（1868～1945）時，日本人與在日宣教士對該段經文的詮釋，是否會受所屬的時代影響。²次者，本文鎖定的時代為：十五年戰爭期前後（1931～1945，下稱戰爭期）。該時期的日本社會，瀰漫著愛國主義與軍國主義思想，且政府加強警察系統，強烈抵制馬克思主義與左派思想，以確保民心。上述的政策與風氣，讓言論自由被縮緊，雜誌與書籍亦受到影響。鴫原真裕美（Shigihara Mayumi）分析了該時期日人對羅十三1～7的詮釋，並從中找尋各作者的國家觀。³最後，本文關注的群體是：無教會主義（下稱無教會）的第二世代領袖群。

無教會，是內村鑑三（Uchimura Kanzō）於1900年開始的日本基督教本色化運動。其認為歐美宣教士，帶來太多額外的規則與禮儀，使教會偏離了原初神設立的心意。因此，內村開始了以基督與十字架為中心的無教會聚會形式：出版雜誌、周日集會與演講會。且由於該運動注重思想的特性，吸引許多年輕知識份子參與。進而，無教會的思想，對於20世紀的日本基督教知識份子，產生一定的影響力與代表性。因此，本田逸夫（Honda Itsuo）在研究明治神學家對羅十三1～7的詮釋時，就有選擇內村為其中一位代表。⁴

綜合上述，本文選取的對象是：無教會第二世代領袖的畔上賢造（Azegami Kenzō）、黑崎幸吉（Kurosaki Kōkichi）與矢內原忠雄（Yanaibara Tadao）。三人對羅馬書的詮釋，具有高度的相似，這可能是受到時代與處境的影響：三人皆為知識份子，都受過內村的無教會思想教導，加上皆在十五年戰爭期左右，出版羅馬書註釋；但若就羅十三1～7來看，三人的詮釋卻有明顯不同之處，這可能就是受到各自的專長與經驗所影響。進而，本文欲透過聖經接受史的進路，分析這三位無教會第二世代領袖對羅十三1～7詮釋的異同。探究當時社會的處境與各人的背景，使三人的詮釋之間，具有怎麼樣的「共同性」與「獨特性」。

章節編排上，扣除緒論與結語，本文共有三節。第一節將簡述三位解經者與各自著作的背景；而二、三節，將透過「經文主旨與目的」、「是否要順從不義的政府」兩點，來探討三人詮釋的異同之處。

三者的羅馬書著作簡介

本節將簡介三人背景並各自的羅馬書註釋，以便後面兩節要做差異比較時，能有參照。

一、畔上賢造

畔上是三人中，最早寫出羅馬書註釋者。其於1884年出生，1902年進入早稻田大學預科，修讀哲學。其於大學期間，加入內村門下。畢業後，前往千葉中學校擔任英文教師。1911年，從學校辭職，成為獨立傳道。八年後，受內村之邀，成為《聖書之研究》助手，參與編輯工作。⁵1928年，從內村門下獨立，開始無教會的傳道工作。

畔上的《羅馬書註解》（ロマ書註解）原稿，是在1923年完成，但因當年發生關東大地震，部份原稿受損，使得羅九～十六的註釋，拖到內村逝世的1930年才出版。⁶該書的經文，為畔上根據希臘文自行翻譯。⁷進路方面，畔上採用自身在大學的主修──哲學。此外，其撰寫羅馬書時，亦同時將內村的羅馬書演講文字化，並出版《羅馬書的研究》。⁸由於兩人文稿的時間點很接近，且畔上又為內村的助手，因此雖有少數相異，但大抵而言，兩人對羅馬書的詮釋是非常相近。

二、黑崎幸吉

黑崎於1886年出生，高中時就讀第一高等中學（下稱一高），並於1907年進入東京帝大法科大學（今東京大學，下稱東大）政治經濟科。⁹1909年，進入內村門下。東大畢業後，赴大阪工作，因而脫離內村集會。1921年，太太因病去世；隔年，其決定離職，且花兩年的時間，前往德、法、義等地進修神哲學。¹⁰最終，於1924年正式開始傳道。

黑崎是無教會第二世代中，最先以系統性撰寫新舊約註釋的領袖。其羅馬書的註釋，是於1934年出版，當時已進入十五年戰爭期。¹¹該書採用大正改譯本的經文；進路方面，黑崎採取歷史哲學，這應是其留德時曾師事教會歷史學者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使得黑崎在釋經時，非常重視書卷的成書背景與處境。¹²

三、矢內原忠雄

接著，黑崎的學弟矢內原，於1893年出生，1910年就讀一高。於該校時，經學長引薦，進到內村門下。¹³1913年，進入東大經濟科，後轉至政治科。其修讀內村於札幌農學校的同窗新渡戶稻造（Nitobe Inazō）開設的殖民政策學時，受到啟發，決定以人道視角，發掘殖民地的真實情況。¹⁴此後，其至德國攻讀博士，並於1923年接任東大的殖民政策學教職。

1929年起，矢內原一邊從事教職；一邊展開無教會的傳道工作。1937年，其在「神的國」的演講提到：「若要拯救日本，首先就是要摧毀它。」當時的日本處於戰爭期，瀰漫軍國主義思想，該句話猶如與全日本對立，挑起政府緊繃的神經。因此該演講後，矢內原被逐出東大，並被秘密警察監視長達數年。而《羅馬書講義》就是在此時期成型，該書收錄其1937年自宅集會的分享並1940年在日本殖民地朝鮮的演講。¹⁵書中經文大多選用大正改譯本，少數為作者自譯。進路方面，受其專業影響，選用帝國政權與被殖民者的視角。因此，合理的推測，該書很可能反映了，矢內原於戰時對於政教關係與殖民政權的觀點。

以上為三人與各自著作的背景。這相近的寫作年代與不同的個人經驗，會對三者的詮釋帶來什麼影響？下兩節將詳細探討。

觀察點一：經文主旨與目的

釋經時，掌握「經文主旨與目的」是很重要的，因為此點的理解，將會大幅影響解經者對經文的詮釋。然而，伴隨解經者的專業與經驗不同，就會採取不同進路，進而產生各種的詮釋。本文所揀選的三人，亦展現如此的現象。然而，相異的詮釋中，是否仍有相同之處，能反映三人的共同身份與經驗？這是本段欲觀察的。

首先，畔上認為羅馬書從十二章起，在論述信徒需持有的道德觀。¹⁶其中，十二章談個人的面向；十三章則論社會的面向。¹⁷且認為羅十三1～7，在敘述基督徒作為社會一員，與國家社會互動的首要原則：服從權威論。其運用大學主修的哲學，分析經文架構，並揭示保羅所使用的論證技巧。其中，v1～5是談服從權威的觀點；v6 以實際例子談實踐；v7 則為本段總結。¹⁸而畔上認為撰寫此段的目的是：回應信徒的處境。當時羅馬帝國是空前絕後的安逸，未發生信徒被逼迫的情況，甚至從某個角度來看，羅馬政府是有助福音傳播；另一方面，有些信徒認為只需服從神，不需服從當權者，並視當權者為撒但的代理人，而這樣的言論，並無助信徒與社會的互動，甚至阻礙福音傳播。¹⁹畔上認為保羅就是此背景下撰寫的，為要向信徒傳達：適當順服羅馬人，是理所當然的，且同時警告過於偏激的信徒。

次者，黑崎藉由在德國所學的歷史哲學，分析同段經文。其追溯羅馬書的成書年代，發現當時羅馬政府尚未逼迫信徒。²⁰因而排除經文的目的，是要教導信徒於不義政權下生存。黑崎如同畔上一樣，認為保羅是在回應信徒的處境，提供信徒面對國家社會的踐行指引；但兩者的敘述有些不同。²¹其指出當時有些猶太人，相信神的國會臨到地上，所以起身反抗政府，保羅是擔心這種反抗政府的行為，會漸漸擴及到基督徒的圈子，因而寫下此段內容。²²這樣的推論是有根據的，像是專研新約背景的德席爾瓦（David A. deSilva）亦持類似觀點。德氏指出羅馬皇帝革老丟（Claudius），曾在公元49年將猶太人逐出羅馬城，是因有猶太人自稱是基督。該次騷動，既反映出當時羅馬基督徒中，應有不少的猶太人；且同時反映出，羅馬政府視基督教為猶太人的一支，並未將兩者分開。²³換言之，黑崎可能是基於「基督徒與猶太教徒仍有良好互動」的歷史背景，推出保羅的寫作目的。

最後，矢內原認為羅馬書有兩個主題：一是闡述因信稱義的救恩觀；另一則是談及神要使猶太與外邦人一同得救的偉大計劃。²⁴這樣的觀點，應與其羅馬書演講的受眾有所關聯。矢內原是在皇民化運動期間，於朝鮮向日韓混合的信徒傳講，當時的朝鮮人，正遭受日本政府無情的壓迫。²⁵因此，其應是將羅馬書「帝國、殖民、多元族群」等元素，投射在朝鮮教會中。至於十三章的主旨，矢內原認為是在談論國家的權力，談論該主題的原因，可能是基於現實的需要。²⁶其指出羅馬帝國是異教徒領導的國家，擁有將基督釘十架的權力。²⁷所以，當時的信徒對於是否要順服羅馬政府，產生了不同的看法。因此，保羅才會從信仰的立場，澄清服從國家的根據，為那在國民與信徒義務間感到矛盾者釋疑。²⁸

綜觀上述，因採取進路不同，使三人詮釋的重點亦有不同。但在「寫作目的」這點上，三人卻皆採取從羅馬教會處境的角度去推論。此做法，在當時其實是少有的。該時期的日本解經家，大多將羅馬書架空，認為保羅是在講述信仰真理，經文與信徒處境並無關聯。²⁹而會從羅馬書收信者的背景做推論，這可能與三人背景有關。一方面，三人皆是名校出身的知識份子，具有作學問的能力與態度；另一方面，三人皆是內村集會出身，曾於每週集會探討聖經研究的問題，甚至曾在《聖書之研究》中發表對經文的看法，算是受過紮實的解經訓練，知道解經時不能忽略書卷生成時的背景。進而，三人會選擇當時日本較少有的觀點，分析羅十三1～7的寫作目的。而這種嚴謹做學問的態度，或許這也是無教會的解經書，很受當時信徒與知識份子喜愛的原因。

觀察點二：是否要順從不義的政府？

是否要順從不義的政府？一直是詮釋羅十三1～7時的爭議話題。有些解經家認為無論何種處境下，都要順從權威；也有解經者認為順從是有條件的。而本文揀選的三位無教會領袖，在此議題亦產生了部分相同、部分不同的看法。本節詳細探討寫作的年代與各自背景，如何影響三人看待是否要順從不義政府的看法。

畔上認為保羅是很熱心地要服從權威，信徒只要是國家的臣民、社會的一員，就需要服膺於「順從權威」的根本原理下，而這是基於所有權威皆是神所賜的前提。³⁰神是全世界的王，但祂並非親自維持世上的秩序；而是賦予所有的官長們權柄，不論他們是否為基督徒，祂要官長們透過管理，使民眾得著益處（v3）。³¹換言之，官長們可謂是神的僕人。若不順從政府，就等同於不順從神，且官長會將神的怒氣具體化，將刑罰加給那些不順服政府者（v4）。³²基於上述的敘述，可推論出：畔上認為就算政權是不義的，信徒仍要順服權威，因所有權柄皆是神所賜。筆者認為畔上的觀點，充分反映他的愛國思想，而該觀點的形成應與無教會有關。內村終其一生有兩個最愛：一是 Jesus，另一是 Japan，因此其常表達自己對國家的愛與尊敬。而兩個 J 亦充分反映在無教會的思想中，進而無教會第二世代的領袖，又特別是內村左右手的畔上，會受其影響，亦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

黑崎雖認同「服從權威」是基督徒身處社會中的重要原則，亦認為政府的權柄是神所賜；但黑崎不像畔上那麼極端，其認為順服是有條件的。³³黑崎指出保羅乍看提出無條件服從政府權威的要求（v1～v2），但當中潛藏著細節。權威可以分為兩種：一是為維護社會秩序與和平而存在；另一則是為影響我們行動的動機而存在。³⁴國家與政府的權威是屬於前者，而神則是擁有後者。再加上政府的權威是來自神，因此神比政府來得大，意即影響動機的權威，比維護社會的權威來得大。而當兩者有衝突時，就應遵循神旨意而行，縱使那會招來政府的懲罰。該懲罰，雖可能不合神的心意；但只要順從地接受懲罰，就代表著信徒仍遵守政府的制度，並未違背「服從」權威的原則。³⁵再者，黑崎認為當政府不信神或不義時，信徒應該照著良心來生活，作為對神的回應（v5）。³⁶然而，基於順服權威的理論，信徒的行動不包含暴力革命的形式。³⁷但這不代表當政府出問題時，信徒就什麼都不能做。其認為對信徒來說，指出統治者的罪和錯誤行為是很自然的。³⁸雖可能會引起當局的迫害，但這既是表示信徒順服權威，亦是讓真正的革命得以完成的原因。³⁹

最後，矢內原與黑崎的觀點有些相近。其根據羅十二9，推理出「服從」的原則：服從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⁴⁰這句話的意思代表，信徒不應像非信徒一樣，是因恐懼（v4）才服從，那是盲從與偽善；信徒要秉持著信仰，成為自由、公正與良心去服從執政者（v5）。⁴¹當國家腐敗時，信徒亦要成為預言者，公開地站出來，指出腐敗之處。⁴²再者，其承認國家權力會有被濫用的現象，但國家的權力是來自神，因此反抗當政者，就是抗拒神的命令。⁴³所以，不論執政者是怎麼樣，即使是異教徒也好，或受到外國人的支配也好，都要服從國家權力，因為這乃是信仰的義務。⁴⁴在這一點上，筆者認為矢內原提到「異教徒」與「外國人」的原因，除了是在談論一世紀的羅馬帝國外，亦是與演講聽眾──在朝鮮的日韓信徒對話。此推論是有所根據，矢內原曾指出自己的分享，是有針對聽眾的處境與時效性。⁴⁵而若觀察其演講對象的處境會發現：當時的朝鮮正在被日本殖民，且日本社會奉行的神道教，就是將天皇視為現於人間的神，因此當時日本，是一個名副其實由異教徒領導者的殖民國。再加上，其曾在東大教授殖民政策學，進而推測，這就是矢內原在詮釋羅十三1～7時，會特別舉出上述兩種執政者的例子。

對於是否要服從不義政府之問題，畔上是三人中，對於政府最友善的。雖然，矢內原和畔上皆認為在任何處境下，都要順服政府；但仔細觀察，會發現矢內原更貼近黑崎的看法。因兩人皆認為當政府腐敗時，信徒需憑著神賜的良心做出抉擇，且需勇敢地站出來，指出腐敗之處。僅有畔上認為順從權威，是不具任何但書。會有此差異的出現，應與成書的時代有關。三人雖都在戰爭期左右，出版羅馬書註釋；但僅有畔上的文稿，是在大正年間的1923年完成的。當時社會的風氣較開放，政府尚未緊縮言論、亦未對殖民地採取較嚴格的統治。因此，這可能就是畔上會對政府較友善的原因。此外，透過此差異可發現，縱使皆是知識份子、在相同信仰群體成長，都可能會因為原稿生成的年代有些微差異，就使三人的詮釋產生明顯的差異。

結語

本文藉由聖經接受史，檢視三位無教會第二世代領袖對羅十三1～7的詮釋。經研究後有兩點發現：1.相近的時代、教育背景與信仰群體，使三人的詮釋，有極高的相似性。如：皆透過探究收信者的處境，來尋找經文的寫作目的。2.各人的專長、經驗並出版年代細微的不同，使得三人的詮釋，出現了可察覺的差異。如：大正年間寫下文稿的畔上，認為要完全順從權威；而在十五年戰爭期間完成註釋書的兩位，則認為遇到不義政權時，信徒需指出政府的問題。其中，第一點是聖經接受史欲捕捉的「共同性」；第二點則是呈現出三者的「獨特性」。這既有相似卻亦能保持獨特，這正是透過聖經接受史，所發掘出畔上、黑崎與矢內原三人，對羅十三1～7的詮釋之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