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問我的「跨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很難指出一個確切的時間。因為回頭看，我似乎一直在不同的基督教世界之間移動。只是以前的我不會把它稱為「跨界」，而比較習慣說，自己一直在邊緣上移動。

我從小在靈糧堂長大，參加過台北靈糧堂的領袖特會，但自己的教會又跟隨偏向阿根廷復興運動的路線。到了高中，我開始接觸校園團契，學習歸納法查經。原本熟悉的是敬拜、禱告、神同在與復興，後來又多了一套關於觀察、解釋、應用，以及如何仔細閱讀經文的語言。

大學念歷史時，為了研究台灣教會史，我開始接觸長老教會的資料。當時《約瑟和他的兄弟們》¹剛出版，其中對台灣基督教與信仰反思的方式，也影響我後來選擇就讀台灣神學研究學院，而不是中華福音神學院。

可是我好像從來沒有真正進入哪一個世界的中樞。我從一個地方的邊緣，移動到另一個地方，又成為另一個地方的邊緣人。即使到了今天，在長老教會裡，我仍然常常這樣理解自己的位置。

這並不全然是一件壞事。因為站在邊界上的人，或許比較容易看見界線的另一邊。每移動一次，我都會發現，原來基督教還可以長成另一個樣子。

如果進不了中心，那就在邊緣長出一個地方

到了神學院畢業前後，我開始愈來愈不滿足於單純用「後現代神學」來描述自己的神學位置。

我當然仍然親近後現代神學。它對權威、詮釋、真理與知識的懷疑，也確實深深影響我理解聖經與信仰的方式。但我開始想：如果「後現代」只是一個描述我們從哪裡出發的標籤，那麼，有沒有可能進一步發展出更能描述「我們這個世代」的神學？後來，野橄欖神學社就在這個問題中逐漸成形。

野橄欖神學社是由一群1990到2004年間出生、接受神學訓練的不同背景成員共同成立。我們的宗旨是「發展從1990年到2004年間出生之世代的神學，以本土、多元、處境、實踐為關懷核心，以後現代神學為主要進路之神學學術研究」。之所以特別強調「這個世代」，是因為我們大致共享相近的教育與歷史處境，卻未必因此得到相同的答案。關於這個世代的界定與野橄欖成立的想法，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有更完整的說明。²

對我而言，「後現代神學」比較像出發點，而不是目的地。我曾用亞伯蘭離開吾珥來形容：我們知道自己大概從後現代出發，卻不知道最後會走到哪裡。如果期待發展出超越後現代、屬於自己世代的神學語言，就必須先認識自己所在的「吾珥」。所以野橄欖從一開始就沒有一張清楚的神學地圖。我們只知道自己想從實際生活的處境出發，看看最後會走到哪裡。

組織正式成立之際，我們開始思考這個群體該叫什麼名字。最後，我們選擇了「野橄欖」。這個名字來自羅馬書十一章17節：「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枝接上去，同享橄欖根的肥汁。」這段經文描述了我們的心情。我們未必屬於主流神學的中心位置，也未必擁有最多資源或最大的聲量，但我們相信自己同樣能從信仰的根源領受養分，也能在上帝的群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於是，「野橄欖神學社」誕生了。

現在回頭看，我覺得野橄欖對我的意義，恰好延續了過去那些「在邊緣移動」的經驗。既然我總是在不同世界的邊緣，那麼，或許不必一直等待某個中心接納自己。我們能不能就在邊緣，長出一個地方？

為了替自己拓展空間，我們必須回答一個問題

野橄欖成立之後，我們很快碰到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如果我們所說的神學位置和主流不一樣，我們憑什麼說自己的位置也可以成立？這就迫使我們去回答另一個問題：當我們說的是同一本聖經，為什麼答案會差這麼多？

如果答案只是「因為別人解錯了」，那麼野橄欖其實沒有真正替自己找到空間。因為主流同樣可以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回答我們：「你們之所以跟我們不一樣，只是因為你們解錯了。」所以，為了說明我們為什麼可以存在，我們必須更認真處理「差異是如何產生的」。

後來我逐漸發現，不同神學立場之間的差異，並不總只是因為有人比較忠於聖經、有人比較不忠於聖經。很多時候，我們甚至不是在回答同一個問題。有人問：「聖經都已經這樣說了，為什麼基督徒不順服？」另一個人卻會先問：「我們為什麼認為這段經文是在要求今天的基督徒這樣做？」前者首先關心順服，後者卻是先確認詮釋。他們看似在爭論同一段經文，實際上卻可能生活在不同的「問題世界」。

這也是後現代思想對我很重要的地方。它不是告訴我「沒有真理」，也不是說「大家都對」，而是讓我開始去想，我的問題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某個答案對我如此理所當然？一套詮釋如何取得中心位置？我們又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文化與神學傳統中，學會用現在這種方式閱讀聖經？

而這個答案產生了一個我一開始未必預料到的結果。原本，我只是想替自己的神學位置拓展空間。可是如果我要說，我的理解不是單純因為我拒絕聖經，而是因為我站在不同的處境、帶著不同的問題、使用不同的詮釋方法來閱讀，那麼我就很難在下一秒轉身對另一個與我不同的人說：你的答案之所以不同，純粹只是因為你錯了。也就是說，當我們真的回答「同一本聖經，為什麼會有不同答案」時，野橄欖的空間被拓展了，別人的空間也一起被拓展了。這不是因為我們先決定要成為一個「包容多元」的團體，而是因為我們替自己辯護時所使用的理由，不能只對自己有效。如果處境、歷史、詮釋與問題意識足以解釋我們的位置，它們也同樣可能解釋別人的位置。於是，原本是為了讓自己能夠存在而提出的問題，最後反過來改變了我們理解他人的方式。

我開始意識到，真正替自己的差異爭取空間，往往也意味著必須承認差異本身有存在的空間。

「某些時候講排灣語的平地教會」

後來，我進入一間排灣族的教會。

在談這段經驗以前，我想先做一個懺悔。我在排灣族教會的經驗，讓我逐漸意識到，自己看待排灣族教會與本土神學³實踐的眼光，可能多少帶著某種類似「東方主義」⁴的凝視。因為剛進入這間教會時，我心裡其實一直有個疑問：為什麼這間排灣族教會，好像不太像我想像中的排灣族教會？

當然，我還是會碰到文化差異。語言、親族關係、身分認同，以及許多生活經驗，都不斷提醒我，我正在進入一個與自己不同的族群世界。可是如果只看主日禮拜的程序、敬拜方式與某些神學實踐，有些時候我甚至會覺得，它更像是一間「某些時候講排灣語的平地教會」。

也正因如此，我會開始想區分「族群教會」與「有族群特色的教會」的差別。一間教會可以因為族群身分、血緣、歷史與關係而形成一個族群教會。但是，如果「排灣族教會」不只是「排灣族人去的教會」，那麼排灣族文化在哪裡？如果排灣族的語言、土地、親族關係、歷史記憶與理解世界的方式，真的參與形成這個群體，那麼，它們是否也應該更深入地參與教會的禮拜與神學？

這原本是我對本土神學的積極期待，可是問題很快就反過來咬了我一口。我有權力要求排灣族教會應該長什麼樣子嗎？真正讓我不安的，不是「誰有資格規定排灣族教會應該長什麼樣子」這種抽象的質問，而是更具體的問題：身為一個在排灣族教會有會籍的漢人，我有權利要求排灣族的教會應該長成什麼樣子嗎？或者更危險地問：我的位置，是否反而使我擁有某種權力，去要求排灣族教會呈現我所期待的「排灣性」？

這使我不得不重新檢查自己原本以為「本土神學」的想像。我期待更多族語、更多文化元素、更多從排灣族世界長出來的神學。可是如果真實生活在這個群體裡的人並沒有按照我的期待生活，我憑什麼認為他們「不夠排灣」？

當然這不完全等同於薩依德所批判的「東方主義」，但我開始察覺兩者可能存在相似的觀看結構：觀看者預先想像他者應該長什麼樣子，再拿眼前真實存在的人衡量那個想像。我明明是在替他者拓展空間，卻可能偷偷替他者裝潢好了那個空間。你可以住進來，但是我已經想好你的家具應該放在哪裡。

而且這個問題，又以另一個很不舒服的方式再反咬我一口。為什麼我可以期待排灣族教會有自己的「排灣性」，彷彿我的漢人／平地／華語教會，就只是「一般的教會」？那麼，如果我不能要求排灣族的教會證明自己「夠不夠排灣」，那我的漢人／平地／華語教會，又有什麼族群特色？

我們的文化到底去哪裡了？

於是我開始回頭尋找我信仰中的文化性，重視家庭價值可能算是一個，節日可能也是。可是當我繼續往神學、禮拜、教會制度與信仰語言裡尋找，我愈來愈困惑。因為感覺很多東西似乎不是從我們生活的土地長出來的。

我們承接了歐美神學，又深受美國福音派、靈恩運動、敬拜文化與教會增長等傳統影響。相較之下，當我想尋找台灣漢人的宗教文化時，卻突然發現自己與它們非常陌生。媽祖、王爺、祭祖、廟宇、進香、祭典、乩童、風水……，它們明明就在我們生活的地方，但對許多台灣基督徒而言，它們卻屬於「別人的宗教」。

我逐漸覺得，問題恐怕不只是我們「沒有自己的文化」，而是我們某個程度上被現代基督教的某些宣教與神學傳統擄走了。我們仍然住在這裡，卻好像不住在這裡。我們把一部分與自己歷史相連的文化宣布為「非基督教」，甚至視為應該離棄的東西；另一方面，某些從英美新教歷史長出來的神學、敬拜與教會制度，卻因為披著「基督教」的名字，反而成功隱藏了自己的文化來源。

於是出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結果，我們把一部分自己的文化宣布為「非基督教」，卻把另一部分外來文化誤認成「基督教本身」。我們沒有完全失去文化，但是我們失去了某些文化根源，也失去了辨認自己如何被不同文化塑造的能力。

當我們想把自己的文化找回來

或許有人會想，既然失去了，那麼找回來不就好了？事情卻沒有這麼簡單。比如說，有本書叫做《易經來自古聖經》⁵，乍看之下，這似乎就是我們想像中本土神學應該做的事情：既然我們是漢人基督徒，就重新從漢人的思想傳統尋找資源。但有趣的是，《易經》真的還是「我的文化」嗎？它在歷史上或許比美國福音派更接近我的祖先，但它不一定比美國福音派更接近現在的我。

更何況，在基督徒與這些傳統逐漸疏離的期間，並不是沒有人繼續生活在其中。今天仍然有人閱讀《易經》、參與民間信仰、進入廟宇、祭祀祖先。對他們而言，這些不是博物館裡等待神學家取用的「文化資源」，而是仍然活著的傳統。

於是我開始產生一種很糟糕的感覺：我們先宣布它不是我們的，等到需要它時，又宣布它是我們的。過去某些基督教宣教方式進入一個地方，替當地文化分類：哪些是迷信、哪些是偶像、哪些可以保留、哪些必須拋棄。如今如果我們為了發展「本土神學」，重新走進非基督徒的文化世界，再一次替它分類，哪些可以預表基督、哪些可以拿來解釋三一論、哪些可以成為福音的預備。主詞似乎始終都是基督徒，他人的文化仍然只是我們操作的受詞。

所以我認為，神學不能成為文化採礦業。本土神學不能只是四處挖掘文化資源，再把它們運回基督教的工廠加工。或者說，某個程度上挪用無法避免，但必須辨認來源、承認斷裂、承認原本的主體（即否認我的說法即是它的意思），而且接受別人批評、拒絕你的詮釋。如果我們已經與某些文化傳統斷裂，那麼真正需要的也許不是宣稱「這本來就是我的」，而是重新建立關係，承認那些仍然生活在其中的人也是主體。

如果一直尋根，我要找到哪裡？

對我而言，文化尋根還有另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我是所謂的「49後」移民後代，也就是1949年前後因國共內戰與國民政府遷臺而來到臺灣者的後代。我比較喜歡這個稱呼，而不是傳統的「外省人」。因為「49後」對我而言描述的不是一個永恆的族群身分，而是一段具體的移民歷史。而如果它是一段移民歷史，接下來作為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不再被祖先離開的地方決定自己是誰？

換句話說，如果文化歸屬必須透過血緣與祖籍決定，那麼我應該往哪裡尋根？中國？如果繼續往前追溯呢？以我的家族歷史而言，作為愛新覺羅的後代，難道最後還要繼續尋找滿人的文化？

問題不只是我與那些文化實際上已經非常疏遠。在今天台灣的政治處境裡，「尋找中華文化根源」也從來不是一個完全政治中性的行動。「你的祖先來自中國」，很容易被偷換成「所以你真正的歸屬是中國」。文化血緣被轉換成政治歸屬，尋根也可能被納入統戰與民族主義的敘事，這是我無法接受的。

所以我開始需要另一個概念。很巧，或者也可以說很諷刺，身為一個歷史學系的畢業生，我最後借用的偏偏是一個中國歷史的詞：土斷。⁶

土斷：我決定從現在站立的土地開始

當然，我不是要把古代的土斷制度直接搬來今天。我借用的是它背後那個有意思的動作，我們不再讓遙遠的祖籍決定一個人現在的歸屬，而從他實際生活的地方重新確定位置。

這對我而言具有很強的神學意義。我不否認自己的家族歷史，也不是要把過去清空。但是祖先從哪裡來，不能單獨決定我今天屬於哪裡。我的生活在這裡，我的關係在這裡，我參與的共同體在這裡，我要承擔的政治、社會與倫理責任，也在這裡。所以我決定從這裡開始，我不需要回到一個我從未真正生活過的原鄉，才有資格成為本土的人。

但這個決定立刻帶來下一個問題。如果我不再一路往過去尋找那個「真正屬於我的文化」，那麼我現在到底擁有什麼？而答案可能比我原本以為的多得多。

台灣感性：原來我的庫房不是空的

這也是我之前思考「台灣感性」時開始意識到的事情。⁷我們談「本土文化」時，很容易往古老的地方尋找。傳統語言、民俗、祭典、古蹟、宗教、服飾，這些當然重要。可是，如果一個在都市長大的人打開自己的生活經驗，可能會看到另一批完全不同的東西。便利商店、機車、鐵窗、磁磚、捷運、補習班、夜市、YouTube、社群媒體、日本動漫、美式流行文化、華語與其他語言混雜的日常經驗、民主政治，以及不同殖民與移民歷史疊加形成的城市景觀。台北捷運當然不是祖先留下來的傳統文化，但它難道不是台北人的本土生活嗎？便利商店不是台灣發明的，但它早已參與塑造我們的生活節奏。日本動漫來自日本，卻已經參與塑造台灣好幾個世代對友情、青春、正義、死亡、家庭與愛的想像。甚至美國福音派也是如此，它當然來自美國，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翻譯、接受、改造與制度化之後，它早已成為台灣基督教歷史的一部分。承認這件事，不代表我們必須接受它的一切。恰恰相反，因為它已經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我們才必須開始對它負責。

於是我逐漸覺得，「本土」也許不能只用原產地來判斷。一個東西從哪裡來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它如何進入這塊土地的生活？如何被我們使用、改造與重新理解？它又如何反過來塑造我們？

這也是「台灣感性」開始把我推向文明神學的地方，因為我發現，我不是沒有文化，而是我一直在尋找一個過於純粹的文化。

文明神學：從我現在真正擁有的庫房開始

耶穌曾經說：「凡文士學習作天國的門徒，就像一個家的主人從他庫裡拿出新的和舊的東西來。」（太13:52）可是作為一個文化被擄與斷裂之後的我，打開自己的庫房，裡面到底有什麼？有聖經，有我從小接觸的靈糧堂與靈恩運動，有校園教給我的讀經方式。有長老教會與台神、美國福音派，有後現代哲學和台灣的民主經驗。有日本動漫、有 YouTube 與社群媒體。也有一些祖先留下來、我卻已經不知道該如何使用的文化碎片。我的庫房不像文士的一樣有新的和舊的東西，而是一堆新東西，而且什麼都有，來源複雜。但這就是我的庫房，我只能從這裡開始。

這個「只能」，當然有消極的意思。我不能假裝自己仍然自然生活在某些已經斷裂的傳統裡；不能因為祖先曾經擁有，就宣布那些東西仍然任我支配；也不能假裝自己可以回到一個沒有受到現代性、殖民、全球化與外來基督教影響的純粹原鄉。

可是這個「只能」也有非常積極的意思。我不需要先證明自己的文化夠古老、夠純粹，才有資格從這裡做神學。捷運可以成為我的生活世界，動漫可以成為我的思想材料，網路可以成為我要理解的文明現象，甚至美國福音派也可以成為我必須重新整理的歷史遺產。因為真正的問題不再只是「這是不是我的文化」，而是三個更重要的問題：它現在如何參與構成我們？我們要如何與它建立關係？以及我們要讓它在這塊土地上成為什麼？

這三個問題，逐漸成為我目前所說的「文明神學」。文明神學不是一套已經完成、可以拿來解釋所有文明的宏大理論。對我而言，它首先是一種從自身文明處境開始做神學的方法。它承認，我們不是站在文明之外閱讀聖經。語言、政治、科技、經濟、媒體、家庭、教育、歷史、城市、藝術，都早已參與塑造那個正在閱讀聖經、談論上帝的人。

所以文明神學不只是「基督教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它還要反過來問「這個世界如何使我們成為現在這樣的基督徒」。但問題不能停在這裡，否則文明神學最後只會變成另一種文化決定論⁸，彷彿我們的神學只是所處文明的產物，我們只能被動接受文明加諸於我們的一切。因為，如同文明參與塑造我們，我們也同樣在參與塑造我們的文明。因此，我們還要繼續思考，「既然我們已經被這些文明力量塑造成現在的樣子，那麼，作為天國的門徒，我們想讓這個世界接下來變成什麼樣子？」

文明塑造神學，神學也反過來質問、批判、改造，甚至參與創造文明。這個往返的過程，或許就是我現在所想像的文明神學。

跨界走到最後，我決定留在這裡

回頭看，我好像一直在移動。從靈糧堂到校園，從校園到長老教會，從歷史學系到神學院，再從野橄欖走進排灣族教會。以前我習慣把自己理解成一個在邊緣上移動的人。我從一個世界的邊緣，走到另一個世界的邊緣。

野橄欖讓我第一次開始思考，如果進不了中心，也許我們可以在邊緣長出自己的空間。而當我們為了替自己的差異爭取空間，開始追問「同一本聖經，為什麼會有不同答案」時，才發現我們替自己打開的空間，其實也同時替別人的差異打開了空間。

可是排灣族教會的經驗又提醒我，即使是邊緣者，也可能擁有觀看另一個邊緣者的權力；即使我宣稱尊重差異，也可能偷偷規定別人的差異應該長什麼樣子。

當我因此回頭尋找自己的文化，我又發現自己已經與某些文化根源斷裂。而當我試圖把它們找回來時，又發現「找回」本身可能再次成為殖民。我也不願意沿著血緣一路尋找一個遙遠而政治化的原鄉。所以，我決定土斷。而奇怪的是，當我不再執著於尋找一個純粹的原鄉，我才開始真正看見自己現在生活的地方。我發現自己的庫房並不是空的，它只是比我原本想像的更加混雜。而這些混雜的東西，正共同構成今天的我，也構成今天生活在台灣的我們。

所以跨界走到最後，我得到的似乎不是「無境界」。我仍然有位置，有歷史，有身體，有土地，也有我無法逃避的文明處境。只是我開始知道，界線不是為了把自己封閉起來，也不是為了替別人規定位置。它讓我知道自己從哪裡出發，也讓我知道自己願意在哪裡承擔責任。

我曾經以為跨界，是不斷離開原來的地方；走到最後才發現，跨界真正教我的，是如何決定自己要在哪裡扎根。而我的文明神學，就從決定在這裡扎根開始。🌏